杜甫“陶潛避俗翁”詩三論

　　作者：賀偉（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

　　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某些作家當時即享有盛名，此后或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影響力，或逐漸被邊緣化。還有部分作家生前不受重視，后世借助于某位重要人物的推崇，最終進入經(jīng)典作家的序列。就后一種情況而言，一位經(jīng)典作家對另一位經(jīng)典作家文學史地位的確立，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事物從來都具兩面性，有推動便會有阻礙，假如一位經(jīng)典作家對另一位經(jīng)典作家頗有微詞，甚至橫加批評，往往衍生出復雜的接受史景觀。本文探討的這首杜詩正是典型案例。

　　陶詩“枯槁”嗎

　　杜甫《遣興》之三：“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宋人趙次公曰“陶集中固有恨枯槁之語矣”，并舉《怨詩楚調(diào)示龐主簿鄧治中》“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歲暮和張常侍》“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等詩為證，顯然將“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理解為陶詩多蘊含人生枯槁的遺恨。

　　有別于上述意見，不少學者認為“觀其著詩集”二句是杜甫對陶詩的評價。成書于南宋初年的《北山詩話》云“子美不喜淵明詩，而多用鮑照語。于照則曰‘俊逸鮑參軍’，于潛則曰‘未必能達道’”，這似乎是現(xiàn)存最早的杜甫不喜陶詩的記載。胡應麟《詩藪》云“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進一步提出杜甫批評陶詩枯槁。今天有關陶淵明的研究論著大都沿襲了這一解讀。

　　《詩品·宋征士陶潛詩》云：“世嘆其質(zhì)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質(zhì)直”“田家語”暗示南朝社會普遍認為陶詩質(zhì)木無文。北齊陽休之編有十卷本陶集，卻也不得不承認陶詩辭采未優(yōu)。延至唐代，類似的言論仍然存在。杜甫是唐代社會的一員，他對陶詩的評價未必能超越歷史傳統(tǒng)和時代共性。正是基于上述接受史背景，許多學者才不假思索地將“頗亦恨枯槁”理解為杜甫批評陶詩枯槁。

　　粗檢現(xiàn)存宋前典籍，“枯槁”常形容人或事物困頓憔悴，尚未見評價詩文的案例。直至宋代，人們才開始較頻繁地使用“枯槁”一詞評價文學創(chuàng)作，如許尹《黃陳詩集注序》：“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于山林，而不可置于朝廷之上。”再如《朱子語類》：“或曰：‘（梅）圣俞長于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

　　除“頗亦恨枯槁”外，杜甫集中尚有五處使用“枯槁”，均是比較傳統(tǒng)的含義，如《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杜甫具有豐富的文學創(chuàng)造力，詞語運用也多不拘舊俗、自出新意，但在特定的時段內(nèi)，其遣詞造句往往呈現(xiàn)出整體的穩(wěn)定性和連貫性。既然杜甫作品中其他使用“枯槁”的案例含義相近，且皆不用以評價詩文，“頗亦恨枯槁”亦當如此。

　　此外，杜甫對陶淵明頗為推崇，并不認為其詩缺乏文采?！兑孤犜S十誦詩愛而有作》“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前者寫于困守長安時期，后者寓居蜀地所作，從中不難窺見他對陶詩的欣賞。

　　綜上，“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指陶淵明作品中多流露人生枯槁的感嘆，而非批評陶詩枯槁，以“枯槁”評價詩文是兩宋之際才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其實一個人能否達道，與詩文是否枯槁也構(gòu)不成因果聯(lián)系。在儒家詩學語境里，詩風質(zhì)樸被視為接近“道”，文辭華麗反被當成“害道”，常常招致批評。杜甫所言之“道”可能更接近莊子的思想，但老、莊提倡樸素自然的文藝觀，同樣不反對作品枯槁。

　　陶淵明“達道”了嗎

　　杜甫認為陶淵明雖然辭官歸隱，遠離世俗，未見得達道。類似的觀點前人早已有之，如《南齊書·高逸傳》將歷代隱士按情跡分成四類，指出他們未必皆有志“達道”。

　　圍繞陶淵明是否達道，后世產(chǎn)生很多爭論。部分學者贊成杜甫的觀點，唯對陶淵明未達之“道”存在不同的認識。或?qū)?ldquo;道”理解成“儒家之道”，認為陶淵明缺少兼濟天下的志向；或?qū)?ldquo;道”理解成“教育子女的方法”，認為陶淵明不懂得因材施教；或?qū)?ldquo;道”理解成“出處窮通之道”，認為陶淵明對出處未能釋懷。宋代以后，隨著陶淵明經(jīng)典作家地位的確立，不少學者明確反對杜甫的觀點，主張?zhí)諟Y明“知道”“達道”，然對其所知、所達之“道”的理解同樣互有出入。或以為儒家固窮之道，或以為禪宗之道，或以為養(yǎng)神之道，如郭祥正《讀陶淵明傳》之二云：“陶潛真達道，何止避俗翁。蕭然守環(huán)堵，褐穿瓢屢空……使過宣尼圣，故應顏子同。”

　　要想準確把握杜詩“道”的內(nèi)涵，必須回到其敘事語境當中。杜甫提出陶淵明未必達道是基于兩方面的原因：詩文多流露枯槁之恨；牽掛兒子賢愚。換言之，一個真正的達道之士不應有人生枯槁之嘆和兒女賢愚之憂?！肚f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陳鼓應譯曰：“通達生命實情的，不追求生命所不必要的東西；通達命運實況的，不追求命運所無可奈何的事物……要想免于為形體勞累，便不如舍棄俗世。舍棄俗世就沒有拖累，沒有拖累就心正氣平，心正氣平就和自然共同變化更新，和自然共同變化更新就接近道了。”按照莊子的理論，陶淵明雖然能夠舍棄俗世，但仍牽掛兒子的賢愚，不能做到“無累”，也不能心正氣平，詩文頗有枯槁之恨，所以未能達道。可見，杜詩之“道”主要指莊子的達生之道。

　　杜甫為何批評陶淵明

　　葛立方據(jù)杜甫《遣興》“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得家書》“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等詩，指出他“于諸子鐘情尤甚于淵明”。既然如此，杜甫為何批評陶淵明，并說出“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這樣憤激的話語呢？

　　乾元二年七月（759），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攜家西行，越過隴坂，來到秦州；十月，從秦州出發(fā)，前往同谷；十二月一日，離開同谷。“陶潛避俗翁”即寓居秦州時所寫。杜甫在秦州僅停留三月，考察這一時期的詩文，可以相對準確地“復原”其創(chuàng)作心態(tài)。

　　首先，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羈旅之悲?！肚才d》之四“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別贊上人》“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螢火》“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由于戰(zhàn)亂，杜甫與親友天各一方，他將自己比作飛蓬、流水、螢火蟲，不知這種飄零無依的生活何時是盡頭。

　　其次，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饑寒之苦。《空囊》“不炊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赤谷》“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秋意漸濃，天氣轉(zhuǎn)涼，詩人缺少必要的衣食儲備，年幼的孩子們飽受饑寒之苦。

　　復次，這一時期的詩文里充滿著疾病之痛。杜甫很早就感染瘧疾，始終不見好轉(zhuǎn)，因長年遭受病痛折磨，他甚至想到了死亡，《赤谷》“貧病轉(zhuǎn)零落，故鄉(xiāng)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為高人嗤”。

　　概之，安史之亂后，杜甫流離漂泊，妻兒饑餓，身患瘧疾，備受折磨，甚至有死亡的憂慮，發(fā)之于詩，多憤激之辭，這既是情緒的宣泄，也是自嘲，未必代表他平日里真實的心跡。杜甫一生以儒家濟世思想為依歸，渴望建功立業(yè)，卻落得如此凄涼的下場，兒女飽食尚不可得，賢愚與否又何須掛心，或許這便是他寫“陶潛避俗翁”時的心態(tài)。明人邢昉《同于皇和陶淵明乞食詩》之一云“稚子甫十齡，向壁誦書詩。我方謀爾飽，曷敢覬爾才”，恰可與杜詩相印證。

　　《光明日報》（2024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