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弁的“體物”詩學觀

　　作者：張晶（中國傳媒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朱弁系南宋士人，字少章，號觀如居士，歙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朱弁為中國詩學史留下了一部知名的詩話著作，即《風月堂詩話》。這部詩話作于羈留金朝期間，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所說：“前有自序，題庚申閏月?？几隇榻B興十年，當金熙宗天眷三年。弁以建炎元年使金，羈留十七年乃還，則在金時所作也。”（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百九十五卷）《風月堂詩話》作者自序稱“庚申閏月戊子觀如居士朱弁敘”，即宋紹興十年閏六月初六日，此時作者尚羈留于金朝。《風月堂詩話》中所談論者多是在宋時議論所得，卻體現(xiàn)出獨特的詩學觀念。文學批評史家郭紹虞先生評述《風月堂詩話》時說：“然則是書乃在金時作，而其所論則猶是在宋時談論之所得也。跡其交游，多在諸晁，晁叔用、沖之，晁以道、說之，晁無咎、補之均較有名，至如晁伯宇、載之，晁季一、貫之，其名較晦，而軼事斷句每賴以傳。是則風月之談，正有足征一時文獻者矣。”（郭紹虞《宋詩話考》）

　　朱弁論詩，以“體物”作為其詩學思想的核心命題。以筆者的理解，朱氏所說的“體物”，拋開使事用典的“古人畦徑”，直接從客觀對象中獲得詩的感興與體驗，準確生動地刻畫出對象的特征，并且傳達出自然造化的生命律動。如《詩話》中說：“詩人體物之語多矣，而未有指一物為題而作詩者。晉、宋以來始命操觚，而賦詠興焉，皆仿詩人體物之語，不務以故實相夸也。梁庾肩吾《應教詠胡床》云‘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體自平’是也。至唐杜甫詠蒹葭云：‘體弱春苗早，從長夜露多。’則亦未始求故實也。如其他詠薤云：‘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黃粱》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則于體物之外又有影寫之功矣。予與晁叔用論，此叔用曰‘陳無己嘗舉老杜詠子規(guī)云：‘渺渺春風見，蕭蕭夜色棲。客懷那見此，故作傍人低。’如此等語，蓋不從古人筆墨畦徑中來，其所熔裁，殆別有造化也。又惡用故實為哉！”（《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huán)溪詩話》）朱弁所舉之例，都是以自然物象為描寫對象的佳作，而都是出自詩人的獨特審美體驗，而非求之于故實。“體物”的命題，出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著名文學家陸機的文論經(jīng)典《文賦》，其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張少康《文賦集釋》）人們更多地關(guān)注的是，“詩緣情”的美學內(nèi)涵，以至于成為在詩學史上與“詩言志”并行的詩歌基本創(chuàng)作理念。“體物”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實際上，“體物”作為詩學命題，包蘊了中國文學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向刻畫事物形象的方面發(fā)展的重要契機，也是中國美學意象范疇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現(xiàn)有的意象研究，恰恰是忽略了“體物”對意象范疇走向深化的深刻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陸機《文賦》在其自序中所表述的：“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張少康《文賦集釋》）《文賦序》中所言，既說明了作者的寫作動機，同時也提出了重要的理論問題。“物——意——文”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實際是文學創(chuàng)作中意象創(chuàng)造的根本問題。“體物”與“賦”有著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或者可以說，賦是以“體物”為其基本方法的。作為藝術(shù)手法的賦，其含義主要是以鋪陳描摹，而后來作為文體的賦，也是要對客觀對象進行窮形盡相的鋪陳描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篇中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在同篇的贊語中，劉勰又說：“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把賦的“體物”作為美學特征加以概括。朱弁所提出的“體物”，其基本方法是“不求故實”的描摹對象的特征，在此之上，“又有影寫之功”。從作者所舉之例可以分析出，所謂“影寫之功”，是在摹寫對象特征的同時，進入了意象創(chuàng)造的層次。

　　“體物”的創(chuàng)作手法，不惟是描摹對象的表層形象與特征，更應攝寫描寫對象的內(nèi)在神韻。在《風月堂詩話》中，作者表達了這種觀念，他說：“晁察院季一，名貫之，清修善吐論?？脱詵|坡嘗自詠《海棠》詩，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之句，謂人曰：‘此兩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奪將來也。’客曰：‘坡此語蓋戲客耳，世豈有奪造化之句！’季一曰：‘韓退之云：妙語斡元造。如老杜落絮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雖當隆冬沍寒時誦之，便覺融怡之氣生于衣裾，而韶光美景宛然在目，動蕩人思。豈不是斡元造而奪造化乎！”朱弁所舉的東坡詩句以及晁季一所說的“斡元造”，都是深得對象神髓而能運人心魂之作，遠非那種皮相的描摹。

　　“體物”在朱弁的詩論中，不僅指一般的物象摹寫，也是指詩人所親歷的境界。這是超越了對一事一物的描摹而在親歷的感興中所獲致的審美體驗。尤其是在奇崛不凡的征行經(jīng)歷中身心融入自然造化，使其作品帶著“大化”的脈息。用朱氏的話來說，這便是“奪造化”。朱弁最為推崇的是杜甫的由秦入蜀的組詩，《詩話》中連論數(shù)則：“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理暗楫，歌嘯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迥眺積水外，始知眾星乾。遠游令人瘦，衰疾慚加餐。此《水會渡》詩也。”“東坡云：‘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歷輒作一詩，數(shù)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詩人殆無可擬者。獨唐明皇遣吳道子乘傳畫蜀道山川，歸對大同殿，索其畫無有，曰‘在臣腹中，請匹素寫之’，半日而畢。明皇后幸蜀，皆默識其處。惟此可比耳。”“老杜《劍閣》詩云：‘惟天有設(shè)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宋子京知成都過之，誦此詩，謂人曰：‘此四句蓋劍閣實錄也。’”杜甫的入蜀紀行組詩，真切地記錄了詩人入蜀途中艱難歷程，刻畫了一路上的奇險山川，同時也抒寫了詩人獨特的審美體驗。明代著名詩評家鐘惺評此云：“老杜蜀中詩，非唯山川陰霽，云日朝昏，寫得刻骨。即細草敗葉，破屋危垣，皆具性情。千載之下，身歷如見。”（仇兆鰲注《杜詩詳注》）朱弁之所以從“體物”的角度高度贊賞入蜀詩，在很大成分上與自己從南方出使塞北、親歷了北方山川物候的感觸密切相關(guān)。他認為杜甫的入蜀詩正是“體物”為詩的典范。

　　“體物”的詩學觀是撤去故實之屏障，而以親歷來攝寫物象。從這個意義上，朱弁對蘇軾極度推尊。他在《詩話》中評蘇軾詩文：“東坡文章，至黃州以后，人莫能及，唯黃魯直（黃庭堅）詩時可以抗衡。晚年過海，則雖魯直亦瞠若乎其后矣?；蛑^東坡過海為不幸，乃魯直之大不幸也。”（《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huán)溪詩話》）蘇軾寫在海南時期的詩詞，乃是其人生艱難際遇的饋贈，倘無謫居海南的經(jīng)歷，那些海南時期的名篇佳什，也就無由產(chǎn)生了。從蘇黃比較的意義上來看，似乎算得上是魯直的“不幸”了。朱弁還有對黃庭堅詩法的獨特之見，認為“黃魯直深悟此理，乃獨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今之詩人少有及者。此禪家所謂更高一著也。”（《冷齋夜話·風月堂詩話·環(huán)溪詩話》）比起宋金時期一般性的議論蘇黃優(yōu)劣，確實要“棋高一著”了。朱弁的“體物”詩學觀念，是以“自然”為其旨歸的，《詩話》中此類論述甚多，但是呈現(xiàn)“自然”的審美形態(tài)的手法，在“體物”中卻又并非僅是直白地鋪敘，如能達到杜甫詩作的那種渾成之境，即是好詩佳作。這又與金源詩學中后來的王若虛一味地揚蘇抑黃，頗有不同之見了。郭紹虞先生有論詩絕句評《風月堂詩話》云：“不被豫章瞽說蒙，獨排來歷異時風。西崑別衍西江水，一著更高識涪翁。”可謂對朱弁的“體物”詩學的中肯之評了。

　　《光明日報》（2024年04月22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