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尋覓覓 總覺得有義務(wù)為古書續(xù)命

　　出門找人幫忙搭人情效率又低，被這個問題困擾，韋力決定減少向朋友求助，盡量自己走。

　　第一趟自己跑，天津一位藏書家陳景林自告奮勇同行。韋力想也好，第一次沒有經(jīng)驗，兩人結(jié)伴有事好商量。但陳景林也是頭一次。那次他們?nèi)チ苏憬?，坐綠皮慢火車。韋力回憶，當時出租車很少，偏僻的鄉(xiāng)村里更沒有，他們兩個人下火車后要想各種辦法換車。

　　第一次坐上開往鄉(xiāng)下的招手即停中巴車，就令韋力目瞪口呆，“因為車到中途忽然趕上來一群鴨子，站得整個過道上都是。我從來沒見過人畜同車，驚得說不出話，只好抱著自己的包忍著。”

　　到偏遠的地方后回城也難，長途車一天一班，錯過便只能住下來。韋力和陳景林了解到村里只有一家旅店，是由一個鄉(xiāng)辦工廠改造的。旅店挺大，有兩層樓，當天只有他們兩位客人。兩個人一人住一間，也頗為愜意。不想睡到半夜，突然被吵鬧聲吵醒。韋力趕忙起床扒門一聽，分辨出是幾個鄉(xiāng)民尋釁滋事。“店主勸不住他們，那幾個人就上樓來了，一間屋一間屋地推開門看。”

　　韋力住得靠里，聽著不好，便迅速把屋里的家具都推到門邊將門頂死。幾個人在外面推不開，便問店主。店主說可能里面堆的東西倒了，那幾個人才嚷嚷著走了。之后，韋力不敢再睡，也睡不著，直坐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問陳景林，也嚇得不行。

　　韋力說自己是一個有“做事目的性太強”毛病的人，尋訪也喜歡直奔主題，而同行朋友往往會有“既然來了就多轉(zhuǎn)轉(zhuǎn)”的要求，這樣的非主題之事常使韋力感到是在耽誤時間。之后他便很少再約朋友，只在必要時尋求當?shù)嘏笥训膸椭?/p>

　　找當?shù)嘏笥训囊粋€好處是，同鄉(xiāng)人溝通起來更加容易。有一次，韋力要到一處院落中給一個書樓拍照。院里有看院人，養(yǎng)有幾只大狗。門敲開后看院人態(tài)度蠻橫，說你們?nèi)绻且M來，被狗咬了我不負責任。韋力的當?shù)嘏笥逊磻?yīng)神速，當即掏出100元錢，走到看院人跟前把錢往他上衣兜里一塞說：“你這么多狗，看餓成什么樣子了，趕快拿去買點狗糧。”韋力又一次目瞪口呆，望著看院人把狗關(guān)進籠中，請他們進來隨意拍照。

　　書與景點 還是覺得破敗的天放樓更有味道

　　韋力說，藏書樓的興盛與文脈有著直接關(guān)系。“中國的早期文明大部分在北方，但那時書樓的概念很少。南宋時文脈逐漸南移，隨著文化越來越發(fā)達，藏書樓也逐漸興盛。”

　　韋力曾到蘇州常熟尋訪曾門四大弟子之一趙烈文的天放樓，“如此厲害的人物，不知為何書樓所在的院落整個封閉著。”韋力和一位朋友沿著高高的圍墻找到高高的鐵門，無處可進，也無人可問。兩人無奈搭起人梯，韋力一人翻入院中。院子里滿是一人多高的荒草，韋力擔心碰到蛇，折下一根樹枝劃拉前行。他對院中的景象印象深刻：“院里有廢棄的池塘，樓已經(jīng)快倒塌了，破敗不堪。”三四年前，韋力重訪天放樓，那里已開發(fā)成景點，和《孽?；ā纷髡咴鴺愕脑鹤硬⒊梢粋€園區(qū)，“那個樓還在，原址重修，上面寫著天放樓。”韋力說，看著嶄新的天放樓，卻覺得還是多年前破爛狀態(tài)下的它更有味道。

　　北方藏書樓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韋力總結(jié)是由兩個特殊原因形成。

　　北京藏書樓的形成與其成為全國科考中心有很大關(guān)系。“明定都北京后，全國舉子都要到北京應(yīng)考。古人來北京很不容易，從南方一走要幾個月，所以很少有人能帶大量參考書。古書文字容量又不像我們現(xiàn)在的一本普通書可以有三四十萬字，古書的文字容量一般在3萬字左右，如此所占體量更大。但準備考試參考書又是必需的，所以很多人選擇到京后買書，考試結(jié)束后，再把書賣掉。”有需求就有生意，當年舉子聚集的京南一帶于買賣間形成了很大規(guī)模的書市，北京也就此成為北方書籍流通量最大的所在，繼而也便出現(xiàn)了書樓。

　　天津藏書樓的情況卻與滿清有關(guān)。晚清階段，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常設(shè)天津，很多北京的退位官員，包括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員，也紛紛到此居住，于是形成了文人聚居地，書樓也應(yīng)勢而生。天津名氣較大的私家書樓，如梁啟超的飲冰室，如今還完好地保留著。

　　書與火災(zāi) “天祿琳瑯”那場火成了千古之謎

　　公共藏書樓，最著名者恐怕要數(shù)乾隆皇帝的天祿琳瑯。天祿琳瑯藏品的聚集和散失，歷經(jīng)時間并不漫長，其中折射的卻是滿清由盛而衰的王朝悲歌。

　　乾隆皇帝喜好藏書，尤好善本，他把所藏精華存于天祿琳瑯。天祿琳瑯位于三大殿左近，名叫昭仁殿，是一個小偏殿，曾是康熙皇帝上朝前暫時休息的地方。康熙駕崩后，雍正沒有用過天祿琳瑯，乾隆也不敢用，后來則改為藏書室。

　　韋力說：“當年天祿琳瑯有很特殊的規(guī)定，比如它所藏書的封皮都要用五色織錦和黃綾裝裱，同時鈐上乾隆的五方玉璽。但那時宮里沒有專門的裝幀人，所以有一種說法，宮中太監(jiān)把書拿到琉璃廠找修書匠，請他們按照要求統(tǒng)一修補。一來二去，修書的和太監(jiān)便商量著調(diào)包了。他們?yōu)槭裁锤疫@么干？因為皇帝根本沒有時間看書，那些書放了好多年，根本沒動過。”

　　乾隆六十年，弘歷退位，其子永琰即位。乾隆同時宣布不再理政，專心讀書。而當天晚上，天祿琳瑯便失火，書樓和書都毀于一旦。

　　事情發(fā)生后，嘉慶帝非常著急，立即下旨修復(fù)。“當時是冬天，北方天寒地凍，施工是很難的，嘉慶卻用不到一年時間就重建了天祿琳瑯，可見他心情之迫切。”天祿琳瑯修復(fù)后又運進大量的書，以供乾隆閱讀。韋力說：“人們普遍認為被燒書的質(zhì)量比嘉慶后來運進的好，但也只是猜測，因為誰也沒見過原來的。但畢竟是嘉慶元年的藏書，質(zhì)量還是很高的。”

　　至清末民初，滿清皇室已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末代皇帝溥儀漸漸長大，時刻憂慮后路，但他有他的聰明，想方設(shè)法要留下后手。當時紫禁城已全部由國民政府掌控，想弄東西出去并不容易。于是溥儀利用弟弟溥杰出宮上學(xué)的機會，將天祿琳瑯的書和字畫每日賞賜予他，由其帶出宮，藏到東交民巷的恭王府。陸陸續(xù)續(xù)幾個月，天祿琳瑯的藏品被全部轉(zhuǎn)移了出去。

　　不多久，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強令溥儀離宮，不準攜帶任何物品。溥儀被趕出宮后，感到北京并不安全，便通過各種關(guān)系，把藏在恭王府的東西秘密運到了天津。幾年后，溥儀在日本人扶持下建立滿洲國，這批東西被運到東北，放入長春偽滿宮的珍寶樓中。1945年，蘇聯(lián)紅軍將溥儀俘虜押往莫斯科，珍寶樓被士兵哄搶，天祿琳瑯藏品就此散失。

　　韋力說：“當時各方面都知道這些東西的重要，各方勢力都派人四處收購，收回來不到一半，民間到現(xiàn)在還有，這就是天祿琳瑯的結(jié)局。”

　　書與鞭炮 鞭炮廠為什么更愿意收古書

　　藏書的方法論重要，機會也很重要，我們聊到了地攤撿漏的故事，韋力認為那就像買獎券中獎，都是偶然概率，靠它是絕對不管用的。那藏書靠什么？不能只靠花大價錢去買，因為人的錢財都是有限的，必須要有機會。韋力認為自己的機會也是偶然得來，先通過“退賠辦”買到了成批的書，“只有成批的書才能讓自己迅速得到好書，并迅速形成規(guī)模。其實成批買書看似花錢多，平均下來還是比一本本買要省錢不少。”

　　成批買書有書籍重復(fù)的問題，但韋力說，并不能因為重復(fù)就將其隨意處置。“因為古書不像新書，它沒有明確的版權(quán)頁。而古人常常是將書版存放在家中，書刊刻出來后，過幾年也許他發(fā)現(xiàn)自己某個問題說錯了，或者說得不完整，會重新刊刻書版，把要更改的地方替換下來，但在印的時候并不做任何說明。所以古書有時翻前幾十頁可能都一模一樣，但哪里有改動并不知道。這是古書的特性，所以不要輕易棄之。”

　　對于古書，韋力坦言有一種使命感，總覺得自己有義務(wù)為古書續(xù)命。在這種心態(tài)驅(qū)使下，即使尋訪到荒村野店，遇到一般的古書，他也不想讓它廢掉。有一年他到安徽鄉(xiāng)下，在一家小雜貨鋪里看到一摞線裝書，店主人把它拆散做包裝紙用。韋力細看之下發(fā)現(xiàn)是一本家譜，至少是乾隆朝之前的。韋力請店主把紙賣給他。店主說這紙賣給你我的東西就不好賣了，它有韌性，包東西特別好用。當時韋力手頭沒有可替換舊紙之物，只好記下店址，和店主商定回去找可替換的棉紙寄來。“之后這位店主很守信用，我寄給他棉紙，他果然把那家譜寄給了我。”

　　韋力在走南闖北中發(fā)現(xiàn)和聽說過不少因缺乏保護意識而毀掉古書的事情。他曾聽聞鞭炮廠愿意收古書來做鞭炮，因為古紙的韌性可以使鞭炮產(chǎn)生更好的炸裂聲音。90年代他到湖南，那里大開本的厚厚一冊家譜只要二三十元錢，“那時候新書也不是這個價錢了，而在古代家譜非常不易散失出來，因為中國是以宗族制為主體的社會，每一家都把家譜看得很神圣。隨著社會結(jié)構(gòu)的解體，家譜才被處理出來。而家譜沒有可讀性，它只有史料性沒有文學(xué)性，所以才賣得那么便宜。”

　　韋力收藏的家譜在他的書樓里和活字本一起安然存放。他說因為古代家譜大多是活字本，所以它也是印刷史上的一個標的物。而很多嚴謹?shù)膶W(xué)者認為家譜并不值得讀，因為其中存在“很多編的成分，尤其在家譜中早期部分，會編上輝煌的祖先”。

　　古代印家譜是一門生意，有走街串巷挑著擔子的譜匠。誰家需要修家譜，喊進家住下來，擔子里挑的是活字，現(xiàn)排現(xiàn)印。“家譜用量一般不大，家族分幾支就做幾部，所以很適合挑擔子的小生意。”韋力說。

　　書與撿漏 兩根手指意味著200萬還是200？

　　地攤撿漏是偶然事件，為很多人津津樂道。韋力自己的撿漏故事，聽來也令人一嘆三惋。

　　他曾買到72冊柯劭忞的《新元史》原稿，只花了200元，那大概是十幾年前的事。當時韋力到故宮辦事，因時間過早，便在城墻根兒遛早市。一個攤前擺著一摞臟兮兮破爛爛的古書稿，捆著麻繩，攤主也不知道是什么書。韋力解開繩翻看，發(fā)現(xiàn)是柯劭忞手稿，“中國正史的手稿很少能見到，前《二十四史》的原稿都不見了，這太重要了！”韋力當時就被嚇了一跳。

　　立即詢問價格，攤主伸出兩個手指卻并不說話。韋力心想這是多少？200萬？不知道怎么回，想了半天試探著問：20萬？攤主立刻瞪了他一眼說：“開什么玩笑！要就200拿走。”見韋力發(fā)愣，攤主又說：“嫌貴的話，要不你說。”韋力趕緊掏出200元奉上，急慌慌地把書拎回了家。此事讓韋力興奮了好幾年，卻又總有不真實和虛幻之感。但此書如何流出，韋力一直未探尋明白。

　　也有撿不到的漏。三四年前，布衣書局老總胡同了解到一個書販正在出讓一批古書，帶韋力去看。在北五環(huán)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的一個院內(nèi)，書販拎出一只大塑料袋，將其中之物倒在水泥地上，總有上百本書和書稿，還伴著一些泥水。書販直言，書是從一家出版社收來的，出版社資料室跑水，就把這些書處理了，我是兩千塊買的，你們看看要不要？

　　韋力蹲下身翻看，翻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韋力知道，那是郭沫若、聞一多、許維通創(chuàng)作的《管子》?？?，非常重要。韋力心里盤算，書販這一兜是2000元買的，共100本，我就要一本，20萬估計能行。20萬數(shù)字一出口，就見書販老婆在背后拉了拉書販，書販說那我們考慮考慮。韋力和胡同只好退出，讓人家考慮。

　　一出來胡同就埋怨，說你怎么開那么高價呢？韋力委屈地說，這書不止20萬啊，我給的不高，撿便宜誰都想，我又不是傻大頭，但我不知道他讓多少人看過，如果別人已經(jīng)出10萬了那怎么弄？胡同說，我看你買不成。

　　果然，第二天胡同就告訴韋力，書已賣出，價格是二十萬元零兩千。這事過去后幾天，琉璃廠一家拍賣公司打來電話，說征集到了《管子集校》手稿，韋力詢問之下知道就是自己錯失的那一本，拍賣公司是80萬元買下的。又過兩個月，藏書家趙平約韋力看好書。韋力跑去一看，還是那本《管子集?！?，趙平以200萬元從拍賣公司買來。韋力說：“我看著那書欲哭無淚，真是氣死我了。”

　　書與拍賣 那不過是個博傻游戲

　　為了買書集書，韋力也是拍賣會的常客，還是幾家拍賣公司的顧問。對于拍賣會的內(nèi)在規(guī)律，他也有自己獨特的解說。他說拍賣會說到底是一個博傻游戲，在拍賣會上如何將一件物品買到手，是在所有人都認為它物超所值之時。“在所有人都認為不值的時候，你還能發(fā)現(xiàn)它的亮點。當你買到了，并據(jù)此寫出文章時，別人才明白原來它還有這么多的好處。”

　　韋力說自己常念叨一句話：拍場是撿漏的地方。很多人聽來認為矯情，而在韋力這里卻是一句實話。“為什么？因為人們不了解拍賣公司的運作規(guī)律，了解了也就明白了。”

　　韋力解釋，拍賣公司一年固定舉辦幾場拍賣會，其余大部分時間在征集拍品。而征集是被動的，有時候拍品是很匆忙征來的。每一場拍賣會需要幾百件拍品，拍賣公司無法將其都研究一遍。而拍賣公司靠傭金來賺取收入，所以并不太在乎單獨一件拍品賣多少錢，在乎的是一場拍賣會的總成交額。有時某位賣家會給出一堆東西，交代拍賣公司至少賣到500萬元。為了達到目標，拍賣公司會遴選出重點拍品做研究、推薦、招商，這之外的其他物品便近似搭著賣了。韋力說：“拍賣公司的人眼光是不錯，但由于缺少時間逐一研究，再加上賣主可能也不了解，所以就可能包含著很便宜的東西在里頭，也就有漏可撿了。”

　　在幾家拍賣公司擔任虛銜顧問，好處是使韋力可以到拍賣公司提前看到拍品，“這樣我就比別人有更充裕的時間來研究了。”很多人訝異韋力買東西的神乎其神，不明白莫名其妙的東西買來干啥？韋力的回答是：“等買完了我再告訴你為啥。”（文/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