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錄》何以成為經(jīng)典

　　《近思錄》何以成為經(jīng)典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初夏，朱熹與遠道來訪的呂祖謙相會于建陽寒泉精舍，在此研讀北宋理學宗師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的著作，感慨其“廣大宏博，若無津涯”，擔心初學者不知所入，乃擇取其中“關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合作編成《近思錄》一書。這部意在為“窮鄉(xiāng)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后之者”提供的理學讀本，自成書之日起就備受關注，流傳極廣且影響深遠，成為代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重要經(jīng)典。

　　《近思錄專輯》

　　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 主編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旬日告竣，體大思精

　　《近思錄》從《太極通書》《二程文集》《程氏易傳》《正蒙》等十四種著作中選輯而出，共有622條，分為14卷。具體內容包含甚廣，“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圣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有學者指出，《近思錄》和《大學》互相發(fā)明，其篇目結構與“三綱領八條目”對應。

　　程顥

　　《近思錄》在短暫的“旬日”間編纂告竣，貌似偶然興至輕易從事，實則經(jīng)過長期積累和充分準備。朱熹和呂祖謙時當中年，學術思想已經(jīng)發(fā)展成熟，成為引領學術風氣的重要人物，與同時講學的張栻并稱“乾淳三先生”。朱熹早年曾經(jīng)出入佛老，后因師從李侗而重歸儒學，李侗為楊時再傳弟子，楊時則是程門高弟，故其為程門嫡傳。呂祖謙生于故家大族，有所謂“中原文獻之傳”，其高祖呂希哲曾向程頤問學，祖輩與二程弟子交游密切，故亦傳承程氏理學。而此前數(shù)年之間，朱熹為母廬墓守喪，在寒泉精舍著述講學，潛心研究儒家經(jīng)典，全面搜輯理學文獻，精心校訂周、張、二程的著作，并撰著《太極圖說解》《通書解》《西銘解》等注釋之作，還有記載其生平行事及學術譜系的《伊洛淵源錄》。呂祖謙與朱熹為講友，經(jīng)常就理學問題切磋交流，深度參與這些著作的編刊過程。通過基礎性的文獻整理工作，他們對諸家思想學說有了深刻理解，開始對理學進行系統(tǒng)總結和全面反思。

　　程頤

　　《近思錄》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并列為理學正宗，推尊周敦頤為開山人物，突出二程的核心地位，融會洛學和關學的畛域，由此建構出早期理學的發(fā)展格局。書中薈萃周、張、二程諸人的精要論說，涵蓋理學的核心命題和重要概念，由此確立了理學的話語模式和理論體系。這都出于編選者的整體思考和縝密建構，改變了理學傳授散漫無統(tǒng)、各自為說的現(xiàn)狀，為初學指明切實可行的入門途徑。《近思錄》的書名，出自《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寓意學者要立足眼前、循序漸進，不能好高騖遠、躐等陵節(jié)。朱熹曾說過，《四書》為《六經(jīng)》之階梯，《近思錄》為《四書》之階梯。他又說：“《近思錄》一書，皆是刪取諸先生精要之語，以示后學入德之門戶。”認為學者循此途徑，自卑升高，由近及遠，下學而上達，才能臻于圣賢境界。

　　進學之階，影響深遠

　　《近思錄》作為理學入德之門、進學之階，備受后世儒者的推崇和重視，被尊奉為“圣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歷代注釋之作層出不窮，續(xù)補仿編之作也蔚為大觀，總體數(shù)量多達百種以上，它們不僅闡發(fā)各自對《近思錄》的認識和理解，而且補入后世重要理學家的思想資料，合而觀之則形成脈絡相承的文本體系，真切地反映了《近思錄》的經(jīng)典化歷程，并且直觀呈現(xiàn)程朱理學發(fā)展演變的脈絡主線。

　　《近思錄》在后世影響極為深遠，以至成為理學的標志和象征。在魯迅的小說《祝?！分?，描寫魯四老爺書房的陳設，其案頭就有“一部《近思錄集注》”。這樣描寫顯然有其深刻用意，是借此彰顯“講理學的老監(jiān)生”的身份。魯四老爺迂腐頑固，冷酷無情，是典型的封建衛(wèi)道士形象，很多讀者據(jù)此給《近思錄》貼上守舊落后的標簽，其實并不符合作品的主旨。因為《祝?！分羞€寫到，在得知祥林嫂的死訊后，“我也還想打聽些關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雖然讀過‘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而忌諱仍然極多，當臨近祝福時候，是萬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類話的”。“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這句話見于《近思錄》，出自張載《正蒙》，認為鬼神是陰陽二氣的自然變化，是具有無神論和唯物論傾向的思想。這就與書房案頭的《近思錄》先后呼應，在結構安排上匠心獨妙，暗諷魯四老爺雖然讀過此書，但只是裝點門面而已，并沒有認真領會其精義，也不能身體力行去實踐，思想觀念依然愚昧迷信，而其面目因此更顯虛偽。

　　《近思錄》與思想的保守落后沒有必然聯(lián)系，還可通過兩位著名啟蒙思想家為證。如清代有一部《近思錄》的重要注本，是嘉慶朝狀元陳沆的《近思錄補注》。陳沆與魏源關系極為密切，這部書是在魏源協(xié)助下完成的，該書原稿今存湖北圖書館，上面有很多魏源的批注，結合相關文獻資料來看，魏源對《近思錄》用功很深，不僅對其思想內容多有精辟見解，而且有改編和注釋《近思錄》的具體設想。由此可知，魏源這位近代“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在接受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同時，對《近思錄》仍然保持濃厚興趣。與此相似的還有郭嵩燾，這位洋務運動的干將，清廷首任駐外公使，對于《近思錄》“瀏覽所及四十余年”，在同治七年至光緒十年“前后四次加注”，最后匯集成一部《近思錄》的注本。郭氏光緒初年出使英法，開始全面接觸和深入認識西方文化，但在此期間并未中輟研究《近思錄》，而其注文多能聯(lián)系日常時事，或抨擊世風之弊，或感慨時政之患?？梢娫谧兎▓D強的歷史背景下，《近思錄》仍有可資借鑒的價值意義。

　　《近思錄》蘊含的很多思想理念，已經(jīng)融入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和靈魂，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如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后世稱譽為“橫渠四句”，今天仍有感發(fā)人心的力量。與此相關的“民胞物與”，更能彰顯中華民族文化的博大情懷，有益于推動人類社會和諧發(fā)展，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源泉。還有很多傳頌不衰的格言雋語和成語典故，體現(xiàn)出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和精神氣度，是我們堅持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資源。當然，《近思錄》并非盡皆完善無可訾議，今天需要作出更為客觀全面的詮釋和解讀。

　　文化原典，世代傳承

　　《近思錄》雖然是時代較晚的選輯之書，但就其實際的流傳及影響而言，已經(jīng)具有文化原典的意義，相較于先秦經(jīng)典也毫不遜色。南宋學者葉采已推崇其為“我宋之一經(jīng)”。梁啟超將《近思錄》列入國學入門書目，認為“讀此書可見程朱一派之理學其內容如何”。錢穆推薦“中國有關人生修養(yǎng)的”“人人必讀的”七部書，《近思錄》為其中之一，并說“后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尤需注意的是，《近思錄》很早就已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不但被頻繁地翻刻重印，而且出現(xiàn)很多研究論著。據(jù)學者調查統(tǒng)計，現(xiàn)存古朝鮮時代和日本學者的研究著述總數(shù)在百種以上。這就充分說明，《近思錄》的影響早已超越中國本土，成為近世東亞文明的共同經(jīng)典。

　　近些年來，對于《近思錄》已有全面深入研究。如程水龍《近思錄版本與傳播研究》對其版本流傳情況有全面考察，姜錫東《近思錄研究》對其文本內容和思想體系有深入論述。還出現(xiàn)了很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現(xiàn)代注本，如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朱高正《近思錄通解》、張京華《近思錄集釋》、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等，此外還有很多譯注和節(jié)選之本。嚴佐之、戴揚本、劉永翔主編的《近思錄專輯》，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成果，該叢書基于對朱子學文獻體系的整體認識，通過全面梳理歷代注釋集解和續(xù)補仿編等各類后續(xù)著作，精心選擇其中21種代表性著作進行校點整理，清晰勾勒出《近思錄》“一部書串起了七百年理學史”的歷史脈絡，映畫出一幅程朱理學思想史的學術長卷，為推進《近思錄》的傳承普及和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文獻基礎。《近思錄》的經(jīng)典價值和文化意義，讀者如能就其原書優(yōu)柔厭飫、沉潛反復，平心玩味、切己體察，定會獲得更為深切的感受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