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基博的讀書法及其“集部之學”

　　作者：龔宗杰（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集部是中國傳統(tǒng)四部分類中的部類之一，代表著以詩文辭賦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文學譜系，而在晚清近代新舊學術(shù)轉(zhuǎn)換之際，它又是當時學人建設近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重要知識資源。近代文學史家錢基博就十分重視閱讀文集、研治集部，他提倡的“集部之學”，在當前探索中國文學本土話語的情勢下，已越來越受學界所關(guān)注，成為厘清集部源流、考察文集體例，乃至探求文學學科轉(zhuǎn)型邏輯的一項命題。

　　錢基博讀書治學深受其家學影響，重視傳統(tǒng)四部讀書法與文章圈點法。在1935年發(fā)表于《光華大學半月刊》的《自傳》中，他自述讀書務求浩博，涉獵四部，并自謂“集部之學，海內(nèi)罕對”。次年發(fā)表的《讀清人集別錄》又說“兒子鍾書能承余學，尤喜搜羅明清兩朝人集”，由此標舉父子二人的“集部之學”，可繼清儒錢大昕之史學以“后先照映”。從錢基博《讀清人集別錄》《中國文法說例》《文最》《國文研究法》《〈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等集部論著，可看出錢氏建構(gòu)的“集部之學”，根源于他對古人文集的閱讀實踐，寄寓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章之學的學理思考。這份立足于“文”“集”關(guān)系而生發(fā)的思考，貫徹在他的讀書法傳授和國文教學實踐之中。

　　錢基博長年從事教育工作，在早年的國文教學中即重視運用圈點法來閱讀集部書，這是進入其“集部之學”的切口之一。1915年，錢基博撰成《中國文法說例》一書，指出中國文章的特點是“句有句、讀、頓三者之別，章有起、承、轉(zhuǎn)、落之不同，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并根據(jù)這種由字、句、篇、章而成文的文法特性，提出了“明句讀”“分段落”“審篇法”的讀文方法。在具體教育實踐中，錢基博采取的方法是“繕布范式文字，既一任諸生自為句讀圈識，而課余之暇，又將擇取古人專集數(shù)種，其刊本未經(jīng)人句讀評點者，視諸生筆性之所近，人頒一集加圈點，定為日課”，可見這套所謂“圈點之程序”主要施用的對象正是集部書籍。

　　在《中國文法說例》的開頭部分，錢基博引述明人茅坤的批點實踐與清人曾國藩關(guān)于“評點之學”的論說，強調(diào)了圈點對于標示文法的重要作用。從歷史上看，圈點作為一種書籍閱讀、文學批評的特殊形式，是伴隨著宋元以來文章總集之興盛而發(fā)展成熟的。如清代呂留良輯、呂葆中批點《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選》，書前《凡例》曾梳理南宋呂祖謙《古文關(guān)鍵》、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范》，以至明代唐順之《文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等總集的圈點應用情形，表明古代以圈、點、抹、截為基本符號的圈點法，主要依附于集部類文獻，是一種集部文章閱讀與批評的重要方式。這也是古人將圈點的運用重心落實到文章體制、文字技法上的主要原因，元代陳繹曾在《古文矜式》中就指出四部讀書法各有側(cè)重，“讀經(jīng)以明圣人之用，讀子以擇百家之善，讀史以博古今之變，讀集以究文章之體”，反映出古代“文”與“集”的緊密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亦如錢基博在印行于1932年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中所指出的，“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別居，而文之一名，遂與集部連稱而為所專有”，是集部所具備的有別于其他部類、注重文辭組織的辭章屬性。或許正是因此種積字成句、積句以成章成篇的特性，錢基博將《中國文法說例》一名為“中國文字圈識則例”，書末附“中國文字圈識一覽表”，提供了一套簡明的讀文與讀集義例。

　　1918年，錢基博撰成國文課教材《國文研究法》。該書所述之讀書法以《中國文法說例》為藍本，但與前書吸收傳統(tǒng)讀書法而重在講授圈點義例的專門性不同，《國文研究法》的內(nèi)容更加豐富立體，且具備中西比較之視野。錢基博在書前小序中指出該書是以“譚文”為要旨，故全書以“文”這一傳統(tǒng)概念和知識體系為核心，分“文”“國文與外國文”“國文研究法”三章，搭建起包含文字、文章、文法及讀文、作文等內(nèi)容的國文研習大綱。其中第一章“文”分“原文”“正義”“審美”三節(jié)，重在辨析“文”與“文章”概念及中國文章之審美特性；第二章分“匡謬”“文字”“文章”三節(jié)，在比較中西文字差異的基礎上，提出“必先知國文不同于外國文，不可以治外國文之法治，而后可與言治國文之法”，揭示中國文章、文法基于文字而體現(xiàn)的獨特性；第三章分“治古”“自作”“改文”“講授”四節(jié)，分述學文、作文、改文、講文之要點。有關(guān)讀書法的內(nèi)容即在“治古”一節(jié)，分“讀”與“看”二項：讀書一項以“中國文字圈識”為基礎并增加識字、因聲求氣與熟讀背誦三要則；看書則述明理、虛心、求意、摘記四通則及讀經(jīng)史子集四部之要法。

　　《國文研究法》圍繞“文”的讀寫實踐，展示了錢基博對中國文字、文章、文法的系統(tǒng)性思考，而其內(nèi)核則是他在文化層面堅定持守的本土立場。20世紀初，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中，“文學史”“文典”等模式持續(xù)輸入中國而與本土知識傳統(tǒng)發(fā)生碰撞。彼時除林傳甲、黃人等編《中國文學史》外，還出現(xiàn)了來裕恂《漢文典》、章士釗《中等國文典》等分析語言文字及文法之書。錢基博在“匡謬”一節(jié)便表達了對此時期“歐化遂以風靡”的隱憂，及對“至治國文者亦喜仿歐人葛郎瑪，輯文典，以治外國文之法治之”的不滿，并指出與泰西文法書僅論辨字、造句不同，中國文章之法講求的是字句與篇章的精神融貫，即其所謂“字之精神寄于句，句之精神寄于篇章”，仍強調(diào)了《中國文法說例》所揭示的文法特性。更重要的是，錢基博還從文學發(fā)展史的角度揭示中國文章之精神歷代相貫，“時至今日，仍能保持數(shù)千年舊有之文學，繼繼繩繩，勿使放墜，此為歐美諸國最不可及者也”。從“文”“集”的關(guān)系來說，此種歷代相沿而構(gòu)建的文章統(tǒng)緒，正凝結(jié)在集部這一知識體系的生成與發(fā)展脈絡之中。

　　錢基博的文章發(fā)展史觀也落實在他的集部讀書法中，“治古”一節(jié)論“四書”及《通鑒輯覽》《諸子文粹》《古文辭類篹》之讀法，可視為分別針對經(jīng)、史、子、集四部的讀法指南。其中讀《古文辭類篹》之法包括“分類看”“分代分人看”“注意圈點”，分別借助文體學、文章史及圈點學的知識來指示閱讀門徑。錢基博的讀書法十分重視清人姚鼐編纂的文章總集《古文辭類篹》，在1923年發(fā)表于《無錫新報·思潮月刊》的《三師〈群書治要〉敘目》中，他介紹了所謂“最低限度”的四部讀書法，集部之書正是《古文辭類篹》。1925年，錢氏開始在《弘毅月刊》上刊載《〈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該文在《國文研究法》“治古”一節(ji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上進行了大幅度增補，并將三種方法更改為“分體分類讀”“分代分人讀”“分學讀”，其所謂“學”實則包括古代經(jīng)、史、子、集四部，這使其集部讀法論在文體學、文章史之外又具備了融貫“四部之學”的眼光。

　　上述《中國文法說例》《國文研究法》及《〈古文辭類篹〉解題及其讀法》三種錢基博集部論著，恰好構(gòu)成前后相貫、遞進發(fā)展的讀書法理論。錢基博提倡的“集部之學”本身即受傳統(tǒng)讀書法之滋養(yǎng)，在方法上注重貼合中國文字特性的圈點法，在學理上包括究文章之體、明文章之法、通文章之變、知文章之學等多重內(nèi)涵。因而對錢基博而言，“集部之學”與古代文章之學多有糾纏，是在“文”“集”關(guān)系與古代辭章傳統(tǒng)下互為語境、互為參照的。在這一層意義上，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集部之學”，便不僅僅是關(guān)于集部文獻的學問，更是觸及今日之所謂“文學史”“文學批評”等在內(nèi)的命題，并且如錢基博《自傳》提及陳衍所說“四部之學，以能文為要歸”，是可以在“文”這一本土知識傳統(tǒng)和“四部之學”的框架內(nèi)重加審視的。在20世紀初新舊學術(shù)交替之際，錢基博通過建設以集部為根基的中國文章學體系，試圖尋求傳統(tǒng)集部向近現(xiàn)代文學學科轉(zhuǎn)型的接榫點。這種基于中國文學內(nèi)生性傳統(tǒng)的思考與實踐，對于當前探索中國文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具備重要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