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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潘懋元先生:大先生的教育智慧與人生風范

2023-11-15 08:26 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大家】

  作者:鄔大光(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

  2022年12月6日,我們最愛的,也是最愛我們的潘懋元先生走了,去天堂教書了,天南地北的弟子們沉浸在無盡的哀慟中。生老病死是自然規(guī)律,102歲的老人離我們而去,原是“意料之中”。然而,他老人家總是在創(chuàng)造人生的奇跡,帶給我們太多“意料之外”,以至于我們無法用“普通人”的邏輯去理解他的“非常人生”。

  潘先生一生獲得過無數(shù)榮譽,但成就與榮譽并非先生的人生追求,他最在意的是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fā)展和學生成長。如果讓我來概括潘先生的一生,我會說:潘先生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chuàng)造生命奇跡的人,也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chuàng)造學科歷史的人,更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創(chuàng)造教師風范的人。

  潘懋元(1920—2022),廣東揭陽人。教育家。1945年畢業(yè)于廈門大學教育系,1946年到廈門大學教育系任教。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著有《潘懋元文集》(8卷)等,主編《高等教育學》等。

  超越年齡的生命韌性

  潘先生年少時體弱多病,而到了耄耋之年,他的生命韌性十足,一次又一次迸發(fā)出新的活力,不斷突破極限,不斷創(chuàng)造奇跡。

  2005年5月,潘先生帶著2002級博士生到北京進行為期一周的社會實踐,這是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培養(yǎng)博士生的“傳統(tǒng)節(jié)目”,起始于1999年。在京期間,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炎,被就近送往京郊的一家醫(yī)院進行搶救。彼時的他已是85歲高齡,看當時的情形,我們都以為很難挺過來了,可他奇跡般地恢復了。2018年,潘先生被確診為癌癥,家人商議后一致同意采取保守治療,但在征求他的意見時,老人家毅然決定赴上海進行手術。對于一位98歲的老人而言,這是一場難以想象的考驗,然而,他又一次創(chuàng)造了生命奇跡。

  病情穩(wěn)定之后,潘先生依舊躬行于教學與研究第一線,繼續(xù)準時出現(xiàn)在課堂上,堅持逐一點評博士生的課程匯報,用紅筆逐字逐句地批改學生作業(yè),這是他數(shù)十年的習慣。前幾年,多數(shù)學術會議和報告轉(zhuǎn)到了線上,他總是準時地出現(xiàn)在鏡頭前。有的會議時間很長,一些年輕人都覺得身體吃不消,可是潘先生場場不落,全神貫注地傾聽每一位報告人的演講,并認真做筆記。

  2022年4月,病魔又一次來襲,潘先生住進了重癥監(jiān)護室,病榻之上的他仍惦記著給學生的書寫序。呼吸機面罩遮住了嘴巴,無法口述,他就用手指一筆一畫在他兒子的手上寫下修改意見。一位醫(yī)生感慨:“我在重癥監(jiān)護室工作了20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么頑強的老人。潘教授的意志非常頑強,內(nèi)臟器官也一樣頑強,真是令人難以想象!”因此,即便收到了病危通知書,弟子們?nèi)孕膽汛_信,認為先生還能像前幾次一樣化險為夷。但這次他卻出乎意料地離開了,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潘先生晚年對全國高等教育的許多數(shù)據(jù)仍爛熟于心,每年度的《中國教育統(tǒng)計年鑒》一到手,他都會在第一時間更新自己大腦里的數(shù)據(jù),從不滯后。潘先生不僅有超越年齡的“超人”記憶,更有超越時代的“前瞻之思”。在2019年的一次座談會上,潘先生說:“翻轉(zhuǎn)課堂和慕課等教育技術已經(jīng)在教學領域炙手可熱,但它們在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深入影響高等教育發(fā)展的現(xiàn)實面前,只是冰山一角,還有許多新的問題將陸續(xù)出現(xiàn)。目前對教育技術接受度最低的就是一些年齡大的老教師,越是經(jīng)驗豐富、資歷深的老教師越需要擁抱新技術。”聽到他講這番話,在座的人會心一笑,因為潘先生就是年齡最長的那位。

  2020年8月,在紀念他百歲華誕暨從教85周年的學術研討會上,潘先生呼吁:“不僅要讓機器人會思考,還要借助腦科學的力量,加強機器人的倫理道德和情感教育。”他預見到了人工智能也會遇到倫理道德問題。

  教育技術迅猛發(fā)展,潘先生不只是觀察、思考,還帶頭“上網(wǎng)課”。2020年年底,潘先生應邀在線上作了題為《高等學校內(nèi)涵式發(fā)展的內(nèi)涵與樣板》的報告,為全國3萬多名師生上了一小時的網(wǎng)課。一開始,他堅持要站著上課,在大家的勸說下,總算答應坐下講。他課后風趣地說:“如果這樣坐著還累,那我還能干什么?”這讓我想起了2017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請老人家代我給廈大本科生上一堂通識課,他竟然站著講了兩節(jié)課。潘先生用實際行動向“95后”學生們展示了97歲大先生的課堂風采!

  《潘懋元文集》

  潘懋元 著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超越“常規(guī)”的教育智慧

  廈門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學科發(fā)展到今天,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發(fā)展到今天,潘先生都是當之無愧的領軍者。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智慧,帶領高等教育研究界一路前行。

  20世紀80年代,廈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所招收第一批和第二批碩士生時,師資嚴重不足,也沒有成體系的課程,這兩批碩士生前一年半的學業(yè)都是在華東師大完成的。王偉廉師兄是我國第一位高等教育學博士研究生,他入學的第一個學期沒有上課,待我在1987年秋季入學后,潘先生開始給我們倆一起上課,只上了兩天,我們的學習就結(jié)束了。此后,潘先生便讓我們倆給碩士生上課,每人必須開兩門課,以授課效果的好壞來決定我們這門課程的成績。為解決師資問題,潘先生早期只能在廈大其他學院招人,故高教所早期的教師幾乎都是跨學科的背景。在王偉廉讀博期間,潘先生就把他調(diào)入廈大。自第一批碩士生畢業(yè)開始,潘先生不知做了多少學生的工作,希望他們能留校任教。

  廈大高教所剛起步時,經(jīng)費緊張,面對窘境,潘先生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高教所出國進修的老師,回國之后最好將國家給的出國津貼或?qū)Ψ浇o的獎學金捐出來四分之一。至今仍有人對此事“耿耿于懷”。

  潘先生選拔人才不拘一格,對學生的培養(yǎng)也從不因循守舊。當年,唐德海連續(xù)兩年報考高教所的博士都沒有成功,皆是因為英語成績不達標,潘先生知道了他讀博士的決心后,考察了他的學術潛質(zhì),對他的學習和研究能力給予認可,于是專門向?qū)W校研究生院申請,特許他第三年不用再考專業(yè)課,專心備考英語,第三年終于成功“上岸”。潘先生在培養(yǎng)學生上經(jīng)常打破常規(guī),能夠從學生的角度看待問題,而不是以“規(guī)矩”死板地限制學生。這些“超常規(guī)”的舉措,能觸動學生的心靈,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教育效果,這就是潘先生的教育智慧。

  超越傳統(tǒng)的學科建設路徑

  高等教育學在中國是一個新學科,也可以說是一個“晚成”的學科。之所以說“晚成”,道理十分簡單,該學科從成立至今只有40年的歷史。嚴格說來,潘先生也是一位“晚成”的學者,因為他真正開始投入高等教育研究是在“耳順”之年。一位“大器晚成”的學者,創(chuàng)造了一個“晚成”的學科,這本身就是學術界的一個奇跡。

  開創(chuàng)一門新的學科究竟有多么艱難,弟子們知道的不是很多,也從沒有聽潘先生說起過這段歷史。但我們知道,如果沒有潘先生的努力,高等教育學何時在中國產(chǎn)生還是一個未知數(shù),今天高等教育研究的規(guī)模和水平也是一個未知數(shù)。

  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潘先生就結(jié)合工作實際與同事們完成了《高等學校教育學講義》的編寫工作,但此書的使用范圍僅限于廈門大學,在全國并沒有很大的影響力,也沒有學科的“合法性”。因時代風雨,這項工作按下了“暫停鍵”,一拖就是20余年。面對現(xiàn)實的困厄,潘先生發(fā)展高等教育學的信心絲毫未受影響,以“蟄伏”的心態(tài)等待時機到來,終于在20世紀70年代末抓住改革開放的契機,重提設立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必要性,強烈呼吁加強高等教育研究,以堅定的自信造就了一個“學科奇跡”。

  高等教育學學科自設立伊始,便有學者質(zhì)疑:高等教育學是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要不要建立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研究到底是學科還是領域?甚至有學者認為,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學研究的對象,才需要教育理論,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在教育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就可以探索出基本的、共同的教育規(guī)律;至于高等教育的特殊問題,僅是一些規(guī)章制度、辦法措施等具體問題,可以讓法令、條例來規(guī)定,用經(jīng)驗來補充,不必從事專門的研究。

  “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是潘先生教育思想體系的核心內(nèi)容,是他在教育理論方面的重要貢獻,也可以說是高等教育學學科起步的“基石”。隨著高等教育學學科的設立及研究的開展,關于學科合法性的討論逐漸少了,但質(zhì)疑“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聲音開始響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有學者認為“潘懋元的‘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劃分不科學”,由此引發(fā)了對“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爭鳴,甚至連潘先生的摯友黃濟先生、長子潘世墨教授都對“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進入新世紀,又有學者對“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科學性提出了質(zhì)疑。然而,質(zhì)疑和商榷仿佛都在潘先生的意料之中。他曾堅定地說:“‘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要建立一門新的學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必須經(jīng)過長期的經(jīng)驗積累和高度的理論概括,問題在于必須邁開第一步。”(《潘懋元論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可見,他對學科建設過程中的艱難和曲折早有心理準備,其創(chuàng)建高等教育學的信心從未動搖。拉長歷史的焦距回顧這段歷史,曾經(jīng)引起爭鳴的“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中的“外部規(guī)律”,經(jīng)過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已經(jīng)成為今日“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理論鋪墊。

  潘先生在給我們上課時曾介紹了“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提出的動因。他說,改革開放之初,教育界正處于百廢待興的狀態(tài),亟待探尋教育規(guī)律,尊重教育的基本規(guī)律。從潘先生的解讀不難理解,關注“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是為了減少高等教育的“折騰”?;剡^頭來看,正是因為“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提出和討論,引發(fā)了人們對高等教育發(fā)展規(guī)律的重視,客觀上起到了為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探明方向的作用。

  今日回顧這場時隱時現(xiàn)的理論爭鳴,其實并沒有“勝負”之分。當年這些爭鳴的意義在于,人們開始思考和尋找高等教育活動的客觀規(guī)律,按教育規(guī)律辦事成為共識。因此,“教育內(nèi)外部關系規(guī)律”的提出就具有了啟蒙意義。潘先生認為:“對這個理論的認識要經(jīng)過一段時間,我們并不需要對他人的質(zhì)疑進行過度的反駁。學術需要爭鳴,爭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學科建設與發(fā)展。”一位當年與他爭鳴的晚輩學者到廈門出差,先生在家里接待了他,讓這位晚輩深感意外。當時,面對同輩學者乃至后輩的商榷,他的反應是冷靜的,回應是理性的,體現(xiàn)了潘先生對不同意見的包容,這也是一種學術生命力所在。反觀當下,一些學術領域看似繁榮,卻少見爭鳴。如此對比,潘先生這種“既堅持又包容”的學術品質(zhì)更顯得彌足珍貴。

  《永遠的大先生潘懋元》

  鄔大光 主編 商務印書館

  超越時空的學術視野

  學術刊物是一個學科發(fā)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廈大的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既有長處,也有“短板”,沒有刊物就是“短板”之一。殊不知,對刊物這個問題,潘先生的想法與他人不同。當時在讀碩士的周川回憶:“大約是在1986年年底或1987年年初,福建省有關部門考慮到廈大高教所的學術實力和影響,建議所里辦一份高等教育的學術期刊,并答應給公開刊號。潘先生權(quán)衡之后并沒有接受這個任務,因為博士點剛剛批下來,他在全所會議上說:‘我們所里的老師應該有信心在國內(nèi)其他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文章,尤其要在國內(nèi)最好的專業(yè)期刊上發(fā)文章。以為自己辦一份期刊便于發(fā)文章,那就沒出息。如果要辦這個期刊,你們誰愿意投入全部精力辦?’”在這個問題上,潘先生仿佛是一位時代潮流的“逆行者”。

  潘先生對高等教育學的學科情結(jié),伴隨著他的一生。在晚年,潘先生也有自己的遺憾。他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提出,雖然目前高等教育學學科的發(fā)展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高等教育學仍是二級學科,而國家有關政策以一級學科為建設單位,一些研究機構(gòu)只能頂著教育學一級學科的“帽子”來進行高等教育研究,當務之急是將高等教育學升為一級學科,否則不利于高等教育學學科的長遠發(fā)展。

  所謂“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他像庇護自己的孩子一般,為高等教育學的學科發(fā)展“殫精竭慮,死而后已”。潘先生做到了“致廣大而盡精微”,特別能從超越時空的角度,去思考、判斷和決斷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大問題。

  超越“經(jīng)師”的為師之道

  潘先生超越“經(jīng)師”的為師之道值得回味。他遴選人才的眼光常常讓人出乎意料,他培養(yǎng)學生的方法也常常讓人出乎意料,體現(xiàn)了一位伯樂的眼光與追求。他對學生的“嚴”時常令人出乎意料,他對學生的“好”則常常令學生們習以為常。無論是這份“嚴”還是那份“好”,弟子們都逐漸適應、理解了,并且已經(jīng)開始傳承和發(fā)揚。

  潘先生一生做教師,他總是帶著極其莊嚴肅穆的神情,孜孜以求于教書育人的事業(yè)。他的教育管理工作總是彰顯著一種格外嚴肅的精神,他的教育研究實踐總是表現(xiàn)出一種格外嚴謹?shù)膽B(tài)度,他的教書育人活動總是表現(xiàn)出一種格外嚴格的作風。

  他曾超常規(guī)地直接把“老高三”樊安群錄取為博士生。為了讓樊安群盡快熟悉高等教育研究,潘先生要求他一年寫二十本書的讀書筆記,并親自批改了這些讀書筆記。還有一位博士生,在二年級時到國外聯(lián)合培養(yǎng),回國后拜見潘先生,先生問的第一件事是“是否完成了6篇作業(yè)”。那位同學沒想到,聯(lián)合培養(yǎng)回來之后還要交作業(yè),直到交了作業(yè)才算了事。

  我也有被嚴格要求的經(jīng)歷。記得是2005年的一次碩士生畢業(yè)答辯,因為忙于本科教學評估,答辯時我遲到了幾分鐘,老人家不僅當眾嚴厲批評了我,并且當即取消了我的答辯委員資格,最后只有四位委員參加答辯。

  每位弟子在與潘先生相處過程中,都已經(jīng)習慣了他的愛生如子和嚴格要求。在他的嚴格要求下,我們習得的不僅是做學問的態(tài)度,還有一位“好教師”的行為準則。

  潘先生對學生的嚴格要求其實是一種愛,而且是“大愛”。1987年,我去廈大考博,提前一周到了廈門,之前沒有見過潘先生,到了之后就給老人家打電話,希望可以見老師一面,真實的想法是想通過見面摸到一點兒考試的信息??衫先思覅s說,你先安心備考,待考試之后再說??荚嚱Y(jié)束,我想沒有必要再與老人家見面了,故利用下午的半天時間去了鼓浪嶼,等我回到廈大招待所,看到房間的門上有一張小紙條,上面寫道:

  大光同志好!考試結(jié)束了,我來賓館看你,想必你出去了,等了一會兒不見你回來,只好給你留下這個紙條,希望能在廈大再次見面。潘懋元

  盧曉中回憶:“1999年冬,潘先生帶博士生去長沙參加學術活動,他執(zhí)意退掉了接待方購買的機票,一定要和學生們一起坐綠皮火車,他說可以在火車上給學生上課。我陪潘先生在軟臥車廂,學生在硬臥車廂,到了晚上,他讓我將隨身帶的大衣給硬臥車廂的同學們送去,因為硬臥車廂的毯子太薄。”1996年,華中科技大學拿到了高等教育學博士點,學校舉行專家咨詢會,安排張應強照顧潘先生。會后,潘先生送他一把黃楊木的梳子,并說:“謝謝你的照顧,這份禮物送給你的父母。”1998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yè)委員會在蘭州開會,會務組安排趙婷婷照顧潘先生,活動結(jié)束時,潘先生也拿出一份禮物贈予趙婷婷,使她享受了與張應強同樣的“禮遇”。

  2021年年底,潘先生收到蔡映輝的專著《高校服務性勞動教育:理論與探索》,閱讀后,給她打了兩次電話,探討書里的觀點和案例,還“責怪”蔡映輝沒有請他寫序。2022年,潘先生在病榻上收到張祥云的專著《道理與功夫——人文教育學論綱》,也是打電話給張祥云,鼓勵他繼續(xù)在此領域深耕。平時,潘先生收到全國各地寄來的各種高等教育雜志,看到學生(包括已經(jīng)畢業(yè)的學生)的文章,時常會打電話與作者討論,鼓勵他們繼續(xù)深耕。

  胡建華回憶:“1998年,潘先生去日本參加國際會議,會后專程去我在名古屋的家,鼓勵我取得博士學位后回國工作。”聽到校友們講的故事,回想起來,我也曾陪著先生去過胡建華在南京的家、何云坤在湘潭的家。在北京工作的葉之紅對先生饋贈的“嫁妝”記憶猶新。1989年,潘先生從英、法兩國考察歸來,先到了北京,得知她準備結(jié)婚,就把免稅的家電指標送給她,讓她湊足了當時成家必備的“三大件”。葉之紅渾然不知,潘先生的幾個子女都在等待著當時十分稀缺的家電指標。

  在潘先生這里,子女與學生沒有親疏之分。他剛開始招收研究生不久,春節(jié)時聽說有幾位學生沒回家過年,就邀請他們到自己家里一起吃年夜飯。幾個子女難免有些情緒,認為除夕應該家人團聚,不應該有“外人”。潘先生聽了之后告訴子女:“20世紀40年代初,我在內(nèi)遷閩西長汀的廈大求學,家鄉(xiāng)汕頭淪陷,孤身一人,有家難歸,因此特別理解年輕人過年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的心情。”聽了父親的故事,子女們也就理解了他的做法。

  后來,潘先生請過年留校的學生吃團圓飯成了常態(tài),只不過把這頓飯改在了除夕的前一天,飯后還會給學生發(fā)壓歲錢。我調(diào)回廈大工作的第一年,沒有回東北老家過年,他又把我們一家三口、另外兩位留校過年的學生和他們的家人叫到家里吃年夜飯。

  比吃年夜飯更慣常的,自然是先生的保留節(jié)目“周末沙龍”。每次沙龍結(jié)束后,他都會堅持挪著緩慢的腳步,在學生們的簇擁下走到電梯口,目送大家離去。電梯門徐徐關閉,先生的笑容定格在每個人心里……從潘先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對教師職業(yè)的愛和敬重,乃至敬畏。久而久之,你也會感覺到當教師的幸福和教師職業(yè)的神圣,會自覺不自覺地模仿先生的做法。

  潘先生逝世后,2023年7月30日,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舉辦的“紀念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成立40周年大會”授予他“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研究終身成就獎”,頒獎詞如是說: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他是中國教育界的傳奇人物,15歲開始從教,生命不息,奮斗不止,在教育戰(zhàn)線辛勤耕耘87個春秋。他愛黨愛國,曾任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顧問,全身心投入國家教育現(xiàn)代化事業(yè),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幟。他是“全國教書育人楷模”。他愛生如子、言傳身教,桃李遍天下,培養(yǎng)的五百多位博士、碩士成為教育戰(zhàn)線骨干力量。他開創(chuàng)中國高等教育學科,注重教育內(nèi)外部規(guī)律研究,是中國人文社科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探索者、踐行者。他,就是我國高等教育界的學術泰斗、大先生、教育家——潘懋元。

  這是對潘先生一生最好的概括。毫不夸張地說,在高等教育學領域,潘先生是一個“現(xiàn)象級”的存在。在時代發(fā)展的潮流中,你看不出他“落伍”,盡管他常說自己老了;在面對苦難的時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畏難的跡象,盡管他前行艱難;在重大的時間節(jié)點上,他往往能做出理性的判斷,你看不出他的彷徨;面對新現(xiàn)象、新問題,他能敏銳地反應,你看不出他的保守。他的思考與研究不僅與時代同步,甚至常常是超越了時代、超越了年齡、超越了常規(guī)。潘先生猶如一支永不熄滅的火炬,照亮了我國高等教育學的漫漫前路,指引著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與學子不斷前行。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jīng)照古人。于人的生命歷程而言,百年很長。潘先生將他的一生貢獻給了高等教育學,他是走在前面為我們開路的人,也是殫思竭慮為我們未來鋪路的人。于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史而言,40年不長,然而中國高等教育學界的學人一定會記住為他們開創(chuàng)這個研究領域的潘先生?;叵肱c潘先生的交往,我們還參不透他的精神世界,因為我們跟他還有距離——格局的、境界的、視野的、信心的、意志的。作為弟子,我們唯有懇懇切切、兢兢業(yè)業(yè)地為新時代的高等教育學作出一些實際的貢獻,才能給為我們開路、指路的潘先生一個像樣的交代。作為弟子,我們何其有幸遇到了潘先生,才讓我們懂得了什么是“大先生”,才體悟到“大先生”的價值和珍貴。

  人生朝露,先生千古!

   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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