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既是寫什么，更是怎么寫

　　觀點提要

　　所謂都市寫作與都市文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題材的概念與選擇，是“寫什么”的問題；但面對當下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這個巨大的命題，骨子里、核心處更是一個視野問題、觀念問題和格局問題，是“怎么寫”的問題。

　　潘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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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是當下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面臨的一個現(xiàn)實課題。

　　“現(xiàn)代化”作為全球的一個公共話語，我國也早已沿用，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召開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就正式提出了“四個現(xiàn)代化”宏偉目標；而在去年召開的黨的二十大上又格外強調了我們建設的現(xiàn)代化是“中國式”的，具體來說就是具有人口規(guī)模巨大、全民共同富裕、兩個文明相協(xié)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走和平發(fā)展道路這五大特征。這樣一種設定的背后當是立足于我們自身的國情以及對各國現(xiàn)代化狀況研究的結果。這也就必然對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如何表現(xiàn)都市、書寫都市提出了一些新的課題以及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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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諱言的是，無論是城市文學也好還是都市文學也罷，在我們的文學板塊上目前至少都還不是一個強項，或者說總體表現(xiàn)并不突出。究其根源，這又和我們的國情和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階段以及客觀現(xiàn)實緊密相關。

　　必須明確的是，城市文學也好、都市文學也罷，固然是一個題材的概念但又絕對不只是局限于此，甚至主要并不在于此。如果僅限于題材的選擇，那我們始于晚明及這之后出現(xiàn)的《金瓶梅》、“三言二拍”中的不少篇什以及《紅樓夢》等，將其歸于“城市文學”的范圍都似無不可，也與西方文藝復興后的時點大抵相近。但中外文學史家卻幾乎鮮有如此認知者，最多只是說在這些作品中開始出現(xiàn)市民的形象及市井文化的萌芽。這樣一種判斷的形成顯然就不是立足于題材而是隱身于題材背后的某種文化、某種思維或某種被稱為“集體意識”的東西。

　　《金瓶梅》也罷、《紅樓夢》也好，其中確有晚明之在中華土壤上開始出現(xiàn)并逐漸興起的市井生活以及所謂城市的雛形，但它們的確都不是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所處的和所想象、所應對的城市或都市。那時的所謂城市從表面看上雖也是權力、財富和信息的匯聚之地，但它們又的確不是當時整個社會結構的中心。

　　那時的中心在鄉(xiāng)村，鄉(xiāng)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根本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之所在，同時也還是文化的中心。之所以這樣判斷，是因為當時我們全部的精神文化，包括思維方式、價值判斷等等都是建立在以自給自足為根本特征的小農經濟土壤之上，無論是其出發(fā)點還是落腳處莫不如是。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代。新文化運動的興起、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特別是自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之后，整個社會的中心才開始向城市全面轉移，不僅是物理空間廣度上的不斷拓寬，更是在社會空間與精神空間的維度上持續(xù)深化。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社會文化上，城市或都市都開始逐步獲得覆蓋性的統(tǒng)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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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如此，我們的城市文學抑或都市文學寫作面對這樣一些社會層面或物質層面的巨變，其準備顯然還是不夠充分與不夠自覺的。

　　比如，自“五四”以來乃至一直延續(xù)至今，我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始終存在著一種“出走”與“回歸”的現(xiàn)象，那就是作品主人公因家鄉(xiāng)的封閉貧困而走進城市，又因城市的喧囂競爭而回歸故土……盡管時代不同，背景不一，表現(xiàn)方式有異，但骨子里的根系卻幾乎完全一樣。

　　比如，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張愛玲的“重新出土”竟然引發(fā)陣陣歡呼，其緣由之一便是視其為中國城市文學寫作的佼佼者乃至第一人。姑且不論這種評價是否確切，只是這個視角便足以令人三思：果真如此還是嘩眾取寵？但有一點幾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們的城市或都市文學寫作的土壤的確不能稱之為豐厚。

　　比如，即便是70后、80后乃至開始冒頭的部分90后，這些大部分天然就在都市出生和生活的作家們，面對現(xiàn)代都市的生活，他們的作為不僅不能說十分突出，面目同樣也不怎么清晰，而評論對他們作品的解讀也不時失語。

　　比如，自上世紀90年代末出現(xiàn)并持續(xù)至今的那個愈加龐大的網絡文學寫作群體，他們的筆下涉及都市者最多，但無論是表現(xiàn)還是解讀同樣都遠不盡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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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于以上對歷史與現(xiàn)狀乃至想象圖景的種種觀察，我們今天來討論與研究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本質上就是要關注文學究竟應該如何直面我們的生活已經發(fā)生或正在發(fā)生以及還將發(fā)生的那些巨大變化和可能；而面對如此種種的漸變或巨變，我們的感受方式、思維方式、想象圖景和價值判斷，如何走出長期以來存在于我們思維中的小農經濟及單一計劃經濟的傳統(tǒng)思維與價值判斷？是否適應得了、跟得上去、乃至呈現(xiàn)更加美好的未來？如果再放大放寬一些，則還有一個目前開始出現(xiàn)歧義的所謂“全球化”大背景。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中國式現(xiàn)代化與都市寫作”這個命題時無法回避的關鍵問題。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下三點我想無論如何都無從回避。

　　首先，中國式現(xiàn)代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盡管國家已為此制訂了“時間表”與“路線圖”，但目前顯然尚在過程之中，即便是抵達了階段性的預期目標，現(xiàn)代化其實仍然還是一個持續(xù)發(fā)展的動態(tài)過程。面對這樣一項浩瀚宏大的社會發(fā)展工程，作家們雖可以暢想結果，也更應該重視這個漫長發(fā)展過程的一些重大歷史節(jié)點以及一些重要節(jié)點中的重大問題與突出的社會現(xiàn)象。如前所描述的中國式現(xiàn)代化五大特征中，除人口規(guī)模巨大是一種基本國情特征外，其余全民共同富裕、兩個文明相協(xié)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走和平發(fā)展道路這四項則皆屬愿景一類，目前尚處在為之奮斗的過程當中。以全民共同富裕這一目標為例，盡管我們歷史性地如期完成了全國脫貧攻堅這一歷史壯舉，但距離全民共同富裕這一目標則依然尚處于奮斗過程之中。地區(qū)間發(fā)展的不平衡、人與人之間貧富的差異——有的甚至還是巨大，這依然還是當下社會整體存在的客觀現(xiàn)狀。抵達我們的愿景顯然還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理應是我們當下都市書寫中應該關注的一個重大現(xiàn)實問題。解決這一問題顯然不是依靠舊有的小農思維能夠根除，而是只有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思維的大背景下，依靠全民的共同奮斗和通過社會治理制度的現(xiàn)代化而逐步得以解決。

　　其次，現(xiàn)代都市固然是一個物理空間，但對創(chuàng)作者而言更是一個觀念與心理的空間：觀念是否抵達？心理是否存得下？這是首要問題。還是以全民共同富裕這一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目標為例，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現(xiàn)代社會的“共同富裕”觀？肯定不是平均主義，肯定是一種有差異的共同富裕，這就是基本觀念問題。但多大的差異能稱其為合情合理？如何通過科學的社會治理制度進行一些宏觀調控與合理調節(jié)？……諸如此類無不暗含著一個是否能夠承受的心理問題。對作家而言，只有科學認識到這些問題的復雜性與多樣性，才能以一種科學的眼光和健康的心理完成自己的書寫，從中傳遞出一種科學合理的價值觀，否則很難保證不出現(xiàn)某種自覺不自覺的畸形的、甚至變態(tài)的筆墨。

　　正是基于以上兩點基礎性的認識，所謂都市寫作與都市文學，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題材的概念與選擇，是“寫什么”的問題；但面對當下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這個巨大的命題，骨子里、核心處更是一個視野問題、觀念問題和格局問題，是“怎么寫”的問題。

　　所謂視野指的是寫作者了解生活、觀察生活的寬度與深度，寬度是橫向的，深度是縱向的，作品的物理呈現(xiàn)上可以是一人一戶一村一鎮(zhèn)，但作家的視野空間與心理格局則需要更大的橫向寬度與更厚實的歷史縱深。所謂觀念指的是寫作者的價值取向，是簡單廉價的同情所謂弱者或仇視富人還是理性有序地建立多層級的觀察視野與價值取向？沒有后者的理性支撐，所謂中國式現(xiàn)代化條件下的都市書寫大概率都會淪為一句空話。

　　在這個意義上，稱“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野下的都市寫作”更是一個怎么寫的問題絕非一句妄言，而是我們曾經走過的路以及世界同行發(fā)展的歷史所形成的有益啟示。

　　（作者為知名文藝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