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書籍史”的探索——《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編著記

　　【編書者說】　

　　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悠久而燦爛的文明，綿延至今，從未斷絕。浩如煙海、形式多樣的中國古代文獻，在中華文明傳承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它們是文化的載體，承載著歷史的記憶，生生不息，成為中華文明一大特色。十卷本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就是以文獻為切入點研究文化，從文化視角來研究文獻，前者強調(diào)文化研究的實證基礎，后者突出文獻研究的宏觀視野，對于認識中華文化的形成過程及其特點，認識中國古代文獻的發(fā)展變化及其文化價值，這一研究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縱觀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發(fā)明，早已被公認是推動人類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貢獻。實際上，早在造紙術和印刷術發(fā)明之前，中國古代就有了甲骨契刻、簡帛書寫、金石鐫刻等文獻生產(chǎn)方式，開創(chuàng)了源遠流長的文字書寫傳統(tǒng)，也確立了堅實深厚的文獻歷史傳統(tǒng)?！渡袝?middot;多士》最早用文字記載確認了這一傳統(tǒng)：“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個傳統(tǒng)一方面體現(xiàn)在中國古代文獻數(shù)量極夥，以現(xiàn)存古籍文獻(不包括出土文獻)而言，即不下二十萬種。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文獻類型十分豐富，除書本外，文書、卷子、檔案、信札、石刻、契約、賬冊、書畫等不一而足。中國古代文獻在書寫、制作、印刷與流通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出了巨大的文化貢獻，吸引后人對中國古代文獻史展開全面而深入的文化研究，同時也為這種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1.文獻是人與物的交集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文獻既是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突出的文化史現(xiàn)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研究價值。狹義的文獻一般指書籍或有文字、圖像的載體，廣義的文獻外延較廣，包括一切人類符號載體。文獻是思想知識的載體，其根本屬性是“精神”與“物質(zhì)”的結(jié)合。文獻的這一屬性決定了它本身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不僅以自身的內(nèi)容記載傳承文化，而且以自身的物質(zhì)形式嵌入廣義的文化史架構(gòu)之中。據(jù)《論語·八佾》記載，孔子最早使用“文獻”一詞，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宋代大儒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解釋“文獻”這個詞，明確指出：“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這是“文獻”一詞的經(jīng)典解釋。

　　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文獻”包括典籍與賢人兩個方面。典籍是記錄文化的載體，賢人是傳承文化的主體，典籍與賢人亦即物與人的深刻交集，恰切的揭示了文獻的文化本質(zhì)。環(huán)繞著文獻的制作、生產(chǎn)、衍生、閱讀、聚散、流通、使用等過程，各種社會群體與歷史力量參與其間，縱橫交錯，在文化與文獻之間形成無數(shù)交叉聯(lián)結(jié)之點。經(jīng)由這些聯(lián)結(jié)點，既可以看到被文化史所塑造的文獻現(xiàn)象，也可以看到被文獻史所凸顯的文化特性。這正是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首要著力的方向。

　　中西學術傳統(tǒng)都很重視對于文獻本身的研究，由此產(chǎn)生了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書志學、藏書學等文獻學相關學科，圖書館學、金石學、歷史文獻學等學科也經(jīng)常涉及對古代文獻的研究。涵蓋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和典藏學等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歷來以整理圖書為己任，尤重考鏡源流、辨章學術，為往圣繼絕學，表現(xiàn)出強烈的延續(xù)文化學術的歷史使命感。具體而言，?？睂W揭示了古代書寫與傳播的方式與特點；目錄學揭示了文獻的社會文化背景與學術思想源流；版本學揭示了文獻的物質(zhì)文化形態(tài)；典藏學揭示了文獻聚散傳承的軌跡及其社會文化因緣。它們都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學術文獻資源，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更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資源。

　　隨著20世紀初中國學術現(xiàn)代化的發(fā)軔，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的文化自覺更加明顯，其代表作有王國維《簡牘檢署考》、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余嘉錫《古書通例》等。其后又有劉國鈞《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影響》等，它們帶動了一大批關于書史、印刷史的研究，但此類研究仍然偏重于書籍物質(zhì)形態(tài)本身，對文獻的文化史意義的抉發(fā)不夠深廣，還談不上系統(tǒng)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

　　2.“書籍史”的文化觀照及其不足

　　自20世紀西方新史學誕生以來，特別是社會史、文化史觀照視角興起以后，開始出現(xiàn)以社會、經(jīng)濟、文化取代傳統(tǒng)歷史編纂學敘事關注的傾向。文獻，特別是書籍印刷成為被關注的熱點之一，書籍史研究于是應運而生。1958年，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費夫賀與馬爾坦出版了《印刷書的誕生》，從宏觀角度解答印刷術發(fā)明對整個歐洲歷史的深遠影響，為書籍史研究導夫先路。20世紀中期以后，廣義歷史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進一步明顯，圖書的閱讀史、接受傳播史、商品貿(mào)易史，特別是圖書對社會文化影響的研究成為一種重要的學術思潮，其代表作是美國史學家達恩頓所著《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以18世紀狄德羅《百科全書》為個案，從出版過程及其流通角度，探討圖書出版與啟蒙運動的互動歷史。其突出貢獻在于提出了“書的歷史”的重要價值，將書籍的傳播過程視為理解思想、社會以及歷史的最佳途徑及策略。

　　簡而言之，西方學者的這些“書籍史”研究，不同于圖書館學、目錄學和版本學意義上的“圖書史”，它是一種文化史的觀照，其核心是將書籍理解為文化歷史中的一股力量。書的制作情形如何，由誰制作，為誰制作，作者與出版商之間的關系為何，國家意識形態(tài)如何影響書籍的出版，思想理念又如何通過書籍而傳播，書的價格與書的貿(mào)易情況如何，書籍的傳播與接受的社會效果如何，讀者的閱讀能力與參與性怎樣，國家文化當局的權威及其影響力如何等等。這些問題意識的產(chǎn)生，使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當代書籍史研究開始超越傳統(tǒng)的文獻學研究，并成為一個專門學科。這一學科的內(nèi)涵是：在文獻書籍存在的長久時段內(nèi)，用最廣泛、最完整的視角來看待它，探究其社會功用、相應的經(jīng)濟和政治利益、相關的文化實踐與影響等等。

　　西方學者運用西方書籍史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文獻與社會文化歷史的關系，產(chǎn)生了一系列富有價值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本土學者在書籍史方面的探索。但西方學者主要關注近世以來的書籍與印刷，對其他時代其他形態(tài)的文獻關注不足，亦較少利用中國傳統(tǒng)文獻學中的學術資源。結(jié)合中西學術積累進行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是一個極富意義并具有廣闊發(fā)展前景的學科方向。

　　3.確立“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研究方向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經(jīng)過十二年的辛勤耕耘，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終告完成。研究團隊及其依托的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和古典文獻學學科群體，在古典文獻學、域外漢籍研究、古代文化史研究等領域已有較豐厚的學術積累，也較早開始了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的研究探索。

　　十卷本叢書包括：第一卷《中國古代文獻：歷史、社會與文化》(趙益撰)；第二卷《早期經(jīng)典的形成與文化自覺》(徐興無撰)；第三卷《中古時期的歷史文獻與知識傳播》(于溯撰)；第四卷《宋代的文獻編纂與文化變革》(鞏本棟撰)；第五卷《明代書籍生產(chǎn)與文化》(俞士玲撰)；第六卷《清代的書籍流轉(zhuǎn)與社會文化》(徐雁平撰)；第七卷《治亂交替中的文獻傳承》(張宗友撰)；第八卷《作為物質(zhì)文化的石刻文獻》(程章燦撰)；第九卷《漢籍東傳與東亞漢文化圈》(金程宇撰)；第十卷《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史料輯要》(程章燦、許勇編撰)。

　　《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把文獻理解為中國文化史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探尋這股力量如何發(fā)生作用、具有怎樣的意義，以及如何形塑了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其總體特色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三個方面：第一，結(jié)構(gòu)體系上，以問題為中心，以歷史發(fā)展為線索，對文獻文化史進行全面而系統(tǒng)的觀照。全書的總體框架大致以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為榜樣，緒論與專論相結(jié)合，既重視各卷之間的連續(xù)性和整體性，也突出各自的專題性和獨特性。每個子課題都設立核心焦點，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切入，追求論述的深度和視角的創(chuàng)新。第二，具體操作上，簡牘時代、寫本時代與印本時代并重，在繼續(xù)深入進行明清書籍史研究的同時，顯著填補宋以前文獻文化史的空白；在突出其歷史階段性的同時，突出中國古代文獻的形態(tài)多樣性，動態(tài)把握其歷史進程，特別重視中國古代文獻外傳對東亞漢文化圈形成的意義。第三，理論方法上，從原始文獻出發(fā)，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兼收，文字材料與圖像資料參證，考據(jù)與義理并重，總結(jié)中國古代文獻的民族特色，彰顯其對人類文化的貢獻。

　　本書確立了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這一新的研究方向與領域，在文獻發(fā)掘、研究方法及學術思路上都力求突破創(chuàng)新。第一，重視發(fā)掘以往未受重視的文獻類型，在傳統(tǒng)的書籍文獻之外，重視日記、書札、石刻與出土文獻，重視國外的書籍史、印刷史、新文化史等研究文獻。第二，本書由多位在古典文獻學領域素有研究的學者承擔，以“長時段”的時間觀念，弱化單純的線性進程，各以一個較大問題為中心，如古代文獻的核心問題、早期經(jīng)典形成與文化自覺、中古時期歷史制作與知識傳播等等，進行深入細致的探討，多維度闡釋中國古代文獻文化的豐富內(nèi)涵。第三，本書的最大亮點就是學術思路的創(chuàng)新，具體表現(xiàn)為將文獻與文化相互融合，從文獻的實證角度闡釋文化，從文化的宏觀視角審視文獻，突破了已有研究成果將文獻史研究與文化史研究割裂的格局。換句話說，本書的研究突破了傳統(tǒng)文獻史研究的舊有框架，借鑒“書籍史”這一新文化史研究視野并力求超越，研究對象從“書籍”擴展至“文獻”，時間范圍從“宋元明清”擴展至整個文明史，深入挖掘中國古代文獻的文化歷史內(nèi)涵，特別注重發(fā)掘古代文獻的文化建構(gòu)意義。

　　相對于浩瀚的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研究領域，十卷本《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只是揚帆初航而已，“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光明日報 作者：程章燦，系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