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念“石頭記” 紅樓譯夢長

　　

　　寶玉順腳一徑來到瀟湘館，信步走入，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里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譚鳳嬛繪

　　【光明書話】 

　　迄今為止，《紅樓夢》究竟被翻譯成多少種語言？有多少種全譯本？從學術界到大眾讀者，這一直都是津津樂道的話題。查閱世界各地的可見譯本和海內外圖書館館藏的著錄可知，我國國內共有滿、蒙等八個少數民族語言的譯本，亞洲的翻譯語言共六種，歐美語言的翻譯則多達十幾種，其中法、德、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保加利亞文等都有全譯本。 

　　自《紅樓夢》問世起，曹雪芹筆下寶黛釵的情情愛愛、賈王史薛家族的起起落落，怡紅院里的歡聲笑語、瀟湘館中的凄婉憂傷，經翻譯家的大手筆，兩個世紀間，已經令世界各角落的太多讀者為之歡愉，為之動容。 

　　《紅樓夢》“東渡記” 

　　說到全譯本最多的語言，那無疑是朝韓語。除了中國學者翻譯的三種朝鮮語全譯本之外，還有韓國學者不同歷史時期翻譯的四種全譯本，其中1884年前后完成的朝鮮“樂善齋本”是全世界最早的《紅樓夢》外文全譯本。“樂善齋本”共120回，原為120冊，現存117冊，原來保存在朝鮮的宮廷圖書室昌德宮樂善齋，漢朝雙語對照，從年代來看，翻譯的底本應屬程甲本系統。

　　統觀各個語種，從最早的摘譯、選譯，到后來的節(jié)譯與全譯，參與《紅樓夢》翻譯的譯者最多且成書出版的譯本最多者是日文翻譯。目前所見最早的《紅樓夢》日文譯者是森槐南，他節(jié)譯了第一回中的“楔子”，加上簡單的注釋，于1892年發(fā)表在《城南評論》上，署名“槐夢南柯”。同年，島崎藤村翻譯的《紅樓夢之一節(jié)——風月寶鑒之辭》也在《女學雜志》上發(fā)表，選譯了原著第十二回賈瑞正照風月寶鑒的一段故事。這兩種是《紅樓夢》最早的日文翻譯。第一個成書出版的日文節(jié)譯本則是岸春風樓譯的《新譯紅樓夢》，1916年出版，只翻譯了原著前39回的內容。

　　日文中第一部較完整的《紅樓夢》全譯本，1920—1922年由日本國民文庫刊行會出版，是“國譯漢文大成·文學部”叢編之一，后來被稱為“文庫本”或“國譯本”，譯者是幸田露伴和平崗龍城。此譯本共三卷，80回，底本是1912年上海有正書局出版的《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也即我國學者習稱的“有正本”或“有正戚序本”，正文后附有后40回梗概的編譯。由于底本是保存曹雪芹原著面貌的脂批本之一，譯文又較完整，此譯本后來多次再版，譯者對底本的選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日文譯者。

　　“國譯本”之后較有影響的兩種日文全譯本，出自與中國友人交游甚廣的日本漢學家、翻譯家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松枝的120回全譯本首次翻譯出版，是在1940—1951年間由東京的巖波書店陸續(xù)出齊，共14卷。譯者也選擇了“有正戚序本”作為前80回的底本，后40回的底本用的是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的程乙本。這個譯本也多次再版，譯者自1971年起，又系統性地重新修訂譯文，改為12卷，自1972年至1985年間陸續(xù)出齊。

　　值得一提的是，松枝這次修訂是吸取了中國學者《紅樓夢》研究成果的，將前80回的底本從原來的“有正本”改成了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俞平伯校注《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個校本以“有正本”為基礎，參照甲戌、庚辰等其他多種脂批本，是一個校訂精良的“匯校本”，也是1982年人文社“新校本”問世之前，中國出版的最接近曹雪芹原著筆墨、文字質量最好的《紅樓夢》大眾閱讀本。在舊譯問世20多年后改換文字質量更佳的底本重新修訂譯文，譯者對《紅樓夢》的一片赤誠與對譯文的精益求精都令人欽佩。另外，松枝在1961年和1967年還出版過兩種《紅樓夢》的節(jié)譯本，前者共有35回內容，與駒田信二編譯的《水滸傳》合為一冊，由平凡社出版；后者擴充到72回，由講談社出版。這兩種節(jié)譯本都是對原著120回內容的編譯，后者分別于1968年和1976年再版，顯然也是很受歡迎。

　　松枝在1961年節(jié)譯本的“解說”中著重介紹了伊藤漱平的《紅樓夢》全譯本。伊藤的全譯本也是幾經修改，第一版1958—1960年由東京平凡社出版，共兩冊；1969—1970年又出版了全面改譯本，這次改譯也涉及前80回底本的改換：從1958年版的俞平伯校注《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初版改成了1963年的修訂版。到了1996—1997年，伊藤重新大規(guī)模修訂譯文，再次出版。歷時30余年，前后修訂、重譯凡五次，但底本變動不大，前80回底本一直是俞校本，后40回底本則為俞校本所附的程甲本。這也是各種語言的所有全譯本當中，前80回文字相對最接近曹雪芹原稿的一種。如果將后40回考慮在內，從底本角度而言，伊藤漱平的全譯本也是文字質量最為精當的。

　　另一位較有特色的日本譯者是飯冢朗，他是又一種全譯本的譯者，不過在真正“翻譯”之前，他先對《紅樓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寫。1948年8—12月，他用現代小說的手法將《紅樓夢》縮寫成共23章的“近代小說”，在大阪的《國際新聞》上連載。他的“改譯”打破原著格局，側重寶黛等人物的心理描寫，帶有強烈的個人特點。1982年，飯冢朗這部《我的紅樓夢》成書出版，此時他的全譯本也已翻譯出版，底本采用了人文社1972年版“程乙本”，參校了1974年版的“俞校本”。

　　至于最新的日文全譯本，是2013—2014年由巖波書店出版的井波陵一全譯本，共七卷，書名為《新譯紅樓夢》。不同于以往譯者，井波選擇了另一種相對比較完整，也較受華人學者推崇的脂批本“庚辰本”的影印本為底本，后40回則采用了1992年版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的“程甲本”，并在翻譯中參校了甲戌和己卯等脂批本，力求在譯文中體現出曹雪芹的原本筆墨。2015年，這個譯本獲得了日本第66屆讀賣新聞文學獎的“研究與翻譯獎”。

　　《紅樓夢》“西行記” 

　　《紅樓夢》最早是以手抄的稿本形式被小眾閱讀，價格昂貴且流傳不廣。真正在大眾讀者中普及開來，是程偉元、高鶚于1791、1792年整理出“程甲本”“程乙本”刻印出版之后。程高本雖然對曹雪芹原本筆墨作了大量刪改，但成書出版后比較通行，相應地也容易進入漢學家的視野。據現有文獻可知，各語種的譯介還是以英文為最早。早在1812年，也就是程高本問世僅20年后，英國著名翻譯家馬禮遜就將《紅樓夢》第四回里“葫蘆僧判斷葫蘆案”的片段翻譯成了英文，不過并未公開發(fā)表，僅僅是附于一封書信后寄給了友人。而首份公開出版的英文翻譯也出自馬禮遜之手，那是1816年他編寫的《中文對話與單句》教材出版，選譯原著第三十一回的兩段對話，由此開啟200余年的《紅樓夢》英譯歷程，也帶動了這部小說在其他語言里的譯介。

　　《紅樓夢》第一個比較重要的英文節(jié)譯本是英國漢學家喬利1892—1893年在香港出版的，完整翻譯了原著前56回的內容，但這個譯本流傳并不廣；影響較大的實則是華人學者王際真1929年出版的譯本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紅樓夢”后來在英文世界中確立的譯名也來自這個譯本。譯文的正文前有英國著名漢學家阿瑟·韋利撰寫的序言，他高度評價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之林中的地位。

　　這個譯本的語言生動流暢，譯者后來又作了修訂增補，1958年推出了新版。王際真節(jié)譯本的流傳，也是寶黛釵等人物形象在西方的一次初步普及。

　　西方語言里另一個很有分量的節(jié)譯本是德國翻譯家?guī)於鞣g的德文節(jié)譯本，1932年出版，共39回，意譯了原著的故事主線。此譯本在1948—1990年間不斷推出修訂版，在英、法、意、荷蘭和匈牙利文里都有轉譯本，是《紅樓夢》在西方世界傳播的另一條重要路徑。

　　至于英文的全譯本，三者的底本選擇和譯文面貌也各具特色。第一個譯完的英文全譯本出自英國彭壽，全書完成于20世紀50年代，但并未出版，打字稿后來由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并制作成電子版。成書出版的兩部全譯本，翻譯時間相距不久。一部是英國漢學家霍克思與閔福德合譯的《石頭記》，另一部是中國學者楊憲益與英國夫人戴乃迭合譯的《紅樓夢》，二者也被簡稱為“霍譯本”和“楊譯本”。前者在英美兩國出版。后者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楊譯本后來又被轉譯成了緬甸文、西班牙文等譯本。

　　與“霍譯本”和“楊譯本”相繼出版的還有法文版《紅樓夢》全譯本，譯者是中國旅法學人李治華和法國夫人雅歌，大量譯文還經過法國漢學家鐸爾孟審校。這三種全譯本的翻譯時間都跨越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法文版于1981年在法國出版，“霍譯本”的前80回譯本分三卷于1973—1980年出版，后兩卷至1986年出齊；“楊譯本”的前80回譯文分兩卷于1978年出版，后40回作為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這三種全譯本的同期出版，是《紅樓夢》走向西方世界的一樁盛事，法國漢學家雷威安隨后撰文評論，稱贊說三者雖然各有得失，但均為精心完成的“里程碑式的譯作”。

　　前文提到，譯者將《紅樓夢》翻譯成什么面貌，首先取決于他們選擇了哪一種底本。日文譯者普遍比較青睞脂批本或者中國學者以脂批本為底本整理出的“校注本”。西方譯者的選擇則各有特點，以程高本或脂批本為底本的都有?；艨怂歼x擇的第一底本，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程乙本”，不過他大量參考了“俞校本”和甲戌、庚辰、夢稿等脂批本；不僅如此，他還發(fā)現《紅樓夢》原著中存在人物身份、年齡等前后矛盾問題，因此做了大量校改和修補，創(chuàng)作出一部帶有鮮明個人特色的“霍譯本”。

　　另一方面，同樣清楚《紅樓夢》原著存在各種問題的楊憲益，也使用了不止一種底本。西方翻譯家多數致力于彌合前80回與后40回之間的各種歧異，試圖講述一個相對完整、一致的故事，為此不得不接受程高對前80回的刪削與修改；但“楊譯本”里坦然留下了前80回與后40回的諸般差異，正如數十年來中國讀者普遍不在意前80回和后40回“不是一回事”一樣，在英文里保留了種種明顯的“對不上”。比如原著里有一位清秀嬌弱的小丫鬟柳五兒，在多種脂批本中，第七十七回里抄檢大觀園情節(jié)之后，都讓王夫人親口說這丫鬟“短命死了”；但程高本在后40回里還給五兒安排了不少戲份，王夫人這句話自然就被刪掉了。“霍譯本”為照應后40回中的故事，只能讓五兒繼續(xù)活著；但在“楊譯本”里，柳五兒的確由王夫人認證死去——并無礙這個丫鬟在后40回又出現，如愿以償地進入怡紅院工作，還跟寶玉同演過一場“承錯愛”的重頭戲。

　　“綠肥紅瘦”識匠心 

　　香港學人宋淇曾注意到，霍克思不喜通用的英譯《紅樓夢》書名，把書名處理為原著另一個題名“石頭記”。他認為這也并無不可，但“進一步把紅字作某一程度上的根本推翻，就大有商榷余地了”?；艨怂即_曾在第一卷序言中交代說，紅色在英文中不太會使讀者聯想到青春、吉祥或富貴，他將紅色意象大量改成了英文中常用的金色與綠色。宋淇則認為：絳珠草則保留了紅色，譯為Crimson Pearl Flower；第八回中絳蕓軒譯為Red Rue Study，保留了原意。這些小節(jié)，有的避免紅色，有的保留紅色，還無關緊要?？墒亲g者把賈寶玉所居怡紅院譯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中文變成快綠院，則未免近于牽強而破壞了原作的文化內涵。

　　宋淇分析，“怡紅快綠”得名是因院中種有芭蕉與海棠，海棠無疑是重心，所以賈政要特地解釋“這種海棠出自女兒國，故名‘女兒棠’”；后又引證小紅等丫鬟與海棠的故事淵源，論證“海棠和芭蕉二者何者為重，不言可喻”；最關鍵者還有對寶、黛二人“紅男綠女”的隱喻。他認為，全書關鍵之一是怡紅院的基本色調是紅色，重點放在海棠花上，與林黛玉瀟湘館的基本色調綠色成一對比，男女主角所居遙遙相對，所以瀟湘館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而后院則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如果將“怡紅”改為“快綠”，豈不犯重而失去對比的原意？

　　霍克思在翻譯中對原著意象的改動以及向西方文化的靠攏，并非他的獨創(chuàng)；此前的英國漢學家往往如此意譯，在他之后也不乏其人。宋淇也承認，霍克思并非不懂原著內涵，而是“經過深思熟慮，而且明知道這樣譯法對原作是一種損失之后，才作了這樣的決定”。如果從《紅樓夢》中星羅棋布的涉及“紅”色的多處意象來看，你會發(fā)現霍克思對“紅”色的改動非常多。第二十三回里賈寶玉寫作的“四時即事詩”的翻譯即是一處集中的體現。

　　“春夜”詩中的“霞綃云幄”明言寶玉“愛紅”的本色，中國讀者一望即知，這是寫主人公房里艷若云霞的帳幔，霍克思將譯文處理成silk hangings（絲綢的帷幔），保留了織物的華貴質地，卻刪去了相關色彩。

　　“夏夜”末句“簾卷朱樓”里的“朱樓”也是傳統文學里常見的貴族意象，霍克思譯為open casements（敞開的窗），casements指的是西式房屋里可像門扇一樣平推開合的大窗。這樣翻譯照應的是黃昏時分遮陽的竹簾卷起之后的敞亮情景，與原文對照，雖不能算錯譯，但“朱樓”的意象完全避過未提。

　　另一個例子是《紅樓夢》中存在感很強的“茜紗窗”，霍克思的翻譯也很見匠心。賈母帶領眾人到瀟湘館時曾說過，“軟煙羅”共有“雨過天晴”“秋香色”“松綠”“銀紅”四色?；糇g本里前三色都譯成了blue（藍）或green（綠）：clear-sky blue（天藍）, russet green（褐綠）, pine green（松綠）；只有“銀紅”譯成了old rose（舊玫瑰色）。按西方色彩圖譜來看，此顏色介于中國的桃紅與海棠紅之間，意思對得上，但“紅”這個字樣是避掉了；至于“霞影紗”，也根據原文里“遠遠看著就和煙霧一樣”的視覺效果，譯成了rosy-misted haze diaphene（玫粉色的薄紗）。

　　需要指出的是，霍克思對“紅色”意象的刪改，主要集中在字面上；至于具體的草木、衣飾、物品的描寫中，霍克思對色彩的翻譯還是比較忠實的。像怡紅院中海棠盛放的景色，“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譯文的描繪就非常細致地還原了原文。此外，也并非所有的“紅色”都被刪削，除了“絳珠草”是直譯外，前80回里難得一見的林黛玉的衣飾描寫，下雪之后穿的“大紅羽紗面白狐貍里的鶴氅”和“掐金挖云紅香羊皮小靴”，霍譯本忠實地譯成了鮮艷的紅色衣飾。再如“怡紅院”雖然名稱改成了“快綠院”，但寶玉臥房里掛的“大紅銷金撒花帳子”，還有元妃賜予寶釵的“紅麝串”，蔣玉菡私贈寶玉的大紅汗巾子“茜香羅”，霍譯本里也都未改，依然是鮮明的紅色意象。

　　原著多“歧路”，譯者難“補天” 

　　霍克思選擇程乙本作為第一底本，不得不依從程高二人的一些刪改。但他也對照俞校本和一些脂批本，做了大量系統性的補救工作。比如尤三姐這個人物，盡管程高本刪去許多“名場面”，削弱了這位有膽有識女子性格的復雜性，但霍克思在譯文中將脂本中的許多描寫都補了回來，尤三姐在他筆下就顯得活靈活現、魅力十足。此外，程本里還刪去許多次要人物的對話，霍克思也都在譯文里補足了。至于霍克思的“誤譯”，細讀可知，霍譯本偏離曹雪芹筆墨的情況比較復雜，原因也不一而足。

　　程高本在刪改過程中做了不少“掉包”，有些引得譯者上當了。比如元妃省親一節(jié)中，探春與李紈的“頌圣詩”被調換，霍克思按照程高本的改動而直譯；但另有一些改動被譯者慧眼識破，又改了回來，比如櫳翠庵品茶一節(jié)，脂批本里寫的是黛玉知道妙玉處不宜久坐，早早約著寶釵離開；程高本里將釵黛二人對調，霍譯本里則恢復了脂批本里的原貌，仍然是黛玉比較體貼妙玉的孤僻，主動約著寶釵告辭。

　　還有一些內容，屬于程高在修改過程中認為與正文關涉不大而刪去的，霍克思也酌情做了彌補，比如原著第五十三回“榮國府除夕開夜宴”里，賈母倍加珍愛的一套瓔珞屏風“慧繡”。蘇州繡娘“慧娘”的蘭心蕙質和不幸早夭的身世，以及這套繡品的書香特色，在脂本中的描寫近一整頁篇幅，卻被程高本悉數刪去，而這些內容霍克思在譯文里是濃墨重彩地補了回來的。

　　不僅如此，霍克思對原著里未能“完工”的一些情節(jié)，還做了補救工作，“二尤故事”里的“尤老娘”即是一個經典的例子。第六十六回里寫到柳湘蓮悔婚之后，尤三姐拔劍自刎；第六十七回開篇即是“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后，尤老娘和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無論哪一種版本里，此后都沒有提到尤老娘去了哪里。第六十八回開場即寫鳳姐知曉賈璉偷娶之事后，前去尤二姐住處，將她接回賈府安置在大觀園，前文里一直與女兒同住的尤老娘并未出場，事后也蹤跡全無。根據霍克思的觀察，“尤老娘明顯是在三姐入土之后，熙鳳到訪之前這段時間里，要么憑空消失要么死掉了（無人提到她究竟如何了）。”

　　中國讀者對于《紅樓夢》數百個人物中一些次要角色的存亡并不在意，但對霍克思這位精心打造故事的翻譯家來說，一個人的憑空消失是無法接受的。對于尤老娘，他在譯文中親自操刀，給她安排了一個簡略而不失善良的結局。在第六十八回熙鳳到訪之前，霍克思在英文版里添了這樣一句：“原來熙鳳已經得知，二姐尚在孝中，卻是尤老娘因三姐兒自盡，受了驚嚇，半個月前也已在睡夢中過世了。”

　　漢語作為一門外語，外國人學起來并不容易，學到能夠做文學翻譯的程度更是格外艱辛。就此而言，《紅樓夢》的譯者均可謂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誠愛好者，也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

　　鑒于《紅樓夢》原著文本的復雜性，以及程高本對曹雪芹筆墨的多種刪改，《紅樓夢》的翻譯與其他古典名著相比更為不易。許多譯者都承擔了一份兢兢業(yè)業(yè)的編輯工作。《紅樓夢》以“女媧補天”的神話故事開卷，譯者在翻譯中對底本的多方修補也像一場“補天”，雖然苦心孤詣百般辛勤，結果卻未必盡如人意。國人理當多少了解一些域外文化，當可給予譯者多一些理解與寬容。畢竟《紅樓夢》與莎士比亞戲劇一樣，是屬于全世界的文學瑰寶。而各國的翻譯家也跟我們一樣，對這部小說懷有一片癡心。（作者：李晶，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