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查了史書為古蜀國寫的日記，解密三星堆的前傳續(xù)集

　　我們查了史書為古蜀國寫的日記，解密三星堆的前傳續(xù)集

　　

　　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金面具（左）。紅星新聞 王明平/攝

　　　　最近的“頂流”可能非三星堆莫屬。冷門的考古吸引了大眾聚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館等聯(lián)合為C位出道的“堆堆”推出了電音神曲《我怎么這么好看》；央視頻連續(xù)10天推出《三星堆大發(fā)掘》不間斷直播大賞，原來考古也是可以“追番”的。

　　　　中華文明從“滿天星斗”到“眾星拱月”，古蜀國文明便是“滿天星斗”時代最為璀璨奪目的星辰之一。最早發(fā)現(xiàn)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三星堆遺址，稱得上“橫空出世”，卻從來不是沒有故事。史書對古蜀國的記載，與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fā)掘，互為印證，正在為我們拼湊出一幅古蜀國歷史的悠悠圖景。

　　　　隨著遺址的再度發(fā)掘和出土文物的接連“上新”，三星堆考古再次舉世矚目，為我們留下三星堆的古蜀國，也有望借此進一步揭開神秘面紗。

　　　　對于古蜀國歷史，李白在《蜀道難》中有“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的追憶。其實早在蠶叢之前，巴蜀大地就已經(jīng)鴻蒙初開，升騰文明之光。華夏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也早已翻越巴山，趟過蜀水，在巴蜀先民與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動中，闊步展開。

　　　　蠶叢魚鳧，開國茫然

　　　　古蜀國歷史久遠，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言“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東晉常璩《華陽國志》有“蜀之為國，肇于人皇”之說。在上古神話譜系中，盤古開天辟地后有天皇、地皇、人皇相繼擔任部落聯(lián)盟首領，是為最原始意義的“三皇”。

　　　　人皇時期，在黃河上游活動的羌氐等民族，沿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向南遷徙。其中一支部落在今天四川松潘縣的岷江森林河谷中，發(fā)現(xiàn)了桑樹和野蠶。他們觀察到野蠶蠶繭可以溶解抽絲，柔韌性和舒適度遠勝動物皮毛和植物麻布，遂撿拾野蠶蠶繭抽絲制作衣物，成為華夏民族中最早的制絲部落。據(jù)《說文解字》，“蜀，葵（桑）中蠶也”，蜀即野蠶之意，盛產(chǎn)野蠶之山為蜀山，這一部落遂被稱為蜀山氏。隨著文明的擴散，蜀山氏的制絲技術逐步傳播到相鄰的西陵氏等部落。

　　　　黃帝時期，西陵氏、蜀山氏與中原文明發(fā)生深度關聯(lián)。據(jù)《史記》《世本》，黃帝曾迎娶西陵部落女子為正妃，是為嫘祖，二人育有玄囂與昌意二子。嫘祖將母族的剝繭抽絲技術傳播到中原，幫助黃帝帶領中原部落聯(lián)盟制作衣冠，由此開創(chuàng)華夏衣冠文明。

　　　　借助黃帝與嫘祖的聯(lián)姻，四川與中原親上加親。經(jīng)嫘祖介紹，中原得知抽繭制絲技術最早源于蜀山氏。也許是為了學習更完整的制絲技術，黃帝還為兒子昌意娶蜀山氏名為“昌仆”的女子為妻。黃帝駕崩后，昌意與昌仆的兒子高陽繼承部落聯(lián)盟首領，是為帝顓頊。顓頊即位后，“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蜀山氏加入中原部落聯(lián)盟。

　　　　蜀山氏制絲主要依靠撿拾野蠶蠶繭，收獲量較小且不穩(wěn)定，不易擴大生產(chǎn)規(guī)模。野蠶生性孤獨，在桑樹上各據(jù)一葉，以保證食物充足。故揚雄《方言》曰“一，蜀也，南楚謂之獨”；《爾雅》云，“獨者，蜀”，唐朝孔穎達注疏言，“蟲之孤獨者蜀，是以山之孤獨者亦名蜀也”。

　　　　要將習慣獨居的野蠶強制聚集一起，需使用器皿。蜀地盛產(chǎn)竹子，但原始石刀只能砍竹，不能將竹子劈成篾片。經(jīng)過從堯舜到禹夏上千年的歷史發(fā)展和技術摸索，中原終于掌握了青銅冶煉技術，進入青銅時代。根據(jù)歷史學家任乃強先生的推測，蜀山氏的一支從中原學習引進青銅技術，制作青銅刀具，將竹子劈成篾片、制成細眼竹筐，用以強制聚集飼養(yǎng)野蠶，并將其逐步馴化成家蠶。

　　　　《說文解字》言，“叢，聚也”。掌握了聚集飼養(yǎng)家蠶技術的蜀山氏支脈，被稱為蠶叢氏。家蠶吐絲穩(wěn)定量大，蠶叢氏可以較大規(guī)模地剝繭抽絲制作絲綢，并將絲綢輸入中原開展貿(mào)易。三星堆遺址最新出土的絲綢制品殘留物，印證了蠶叢氏養(yǎng)蠶繅絲技術的發(fā)達。

　　　　比三星堆4號祭祀坑所處的殷商晚期更早一些，大致為殷商中期，古蜀國歷史從蜀山氏發(fā)展到蠶叢氏階段，統(tǒng)治中心從岷江上游茂汶盆地遷徙到成都平原。依靠絲綢貿(mào)易積聚的經(jīng)濟實力，蠶叢氏的青銅冶煉技術得到大幅提升，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青銅器，創(chuàng)造了足以與殷商媲美的青銅文明。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大立人像”“青銅神樹”等大型青銅器，證明了古蜀國青銅技術的高超和青銅文明的發(fā)達。據(jù)《華陽國志》，蠶叢氏“其目縱”，以“縱目”即眼角上斜為形象特征。三星堆遺址發(fā)現(xiàn)的青銅縱目人面具，正是古蜀國蠶叢氏時期的考古印證。

　　　　武王伐紂時，蠶叢氏曾帶領大軍前往牧野助戰(zhàn)，勢力拓展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西周時期，深度聯(lián)合起來的黃河流域各諸侯國，團結(jié)在周天子的旗幟下，闊步朝著大一統(tǒng)的方向發(fā)展，經(jīng)濟文化交流更為密切，綜合實力更上一臺階。曾經(jīng)在青銅時代和殷商文明同場競技的巴蜀大地，與中原逐漸拉開差距，被視為蠻荒之地，“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甚至沒有資格參加中原各國會盟；“君長莫同書軌”，度量衡規(guī)制、政治制度、文化亦是自成體系。

　　　　平王東遷，周朝進入東周時代后，“周失綱紀”，對包括古蜀國在內(nèi)的各諸侯國控制力減弱，蠶叢氏開始稱王。但不久，以柏灌鳥為族名的氏族短暫取代了蠶叢氏的統(tǒng)治地位，三星堆遺址從第二期開始出土的鳥型器物，反映了柏灌氏的崛起。之后，善于馴化水鳥幫助捕魚的魚鳧氏壯大，他們喜好漁獵，戰(zhàn)斗力強悍，打敗柏灌氏，成為新的蜀王。三星堆遺址第三期出土的魚圖紋飾和魚鳥造型器物，印證了魚鳧氏取代柏灌氏的歷史事實。

　　　　開明治水，望帝禪讓

　　　　魚鳧氏的王位后來傳到杜宇手中，他“教民務農(nóng)”，帶領蜀人發(fā)展農(nóng)耕。杜宇身世相當傳奇，據(jù)三國蜀漢來敏《本蜀論》，杜宇“從天下，女子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于蜀”?！妒裢醣炯o》亦言杜宇“從天墮”。有學者推測，“女子利”是魚鳧氏女王，杜宇“從天下”且懂農(nóng)耕，應該是由中原華夏而來。魚鳧女王利看中杜宇所掌農(nóng)耕技術進而愛慕其人，遂與他結(jié)為夫妻，并將王位讓給杜宇。

　　　　杜宇成為古蜀國國王后，“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將都城遷移到郫邑（今成都市郫都區(qū)一帶）或瞿上（今成都市雙流區(qū)一帶）。這一區(qū)域氣候溫和，雨量充沛，河流密布，適宜農(nóng)耕。郫都區(qū)北郊的杜鵑城，相傳就是杜宇時期古蜀國都城遺址。有學者認為，三星堆遺址可能縱貫從蠶叢到杜宇的古蜀國歷史。

　　　　戰(zhàn)國七雄相繼稱王后，杜宇更進一步直接稱帝，“號曰望帝”。隨著蜀國農(nóng)耕生產(chǎn)的發(fā)展，國力日益強大，杜宇“自以功德高諸王”，在成都平原大加撻伐，極力擴大統(tǒng)治范圍，“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囊括成都平原、川西盆地、漢中平原以及貴州、云南大部分地區(qū)。

　　　　杜宇統(tǒng)治后期，成都平原洪水漫堤，相國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開明治水見效后，杜宇將全部國務都交給他打理，后又效仿堯舜禹禪讓之事，“遂禪位于開明”。開明即位，“號曰叢帝”。

　　　　杜宇退位后到西山隱居，時值早春二月，杜鵑聲聲哀鳴，苦苦挽留不欲杜宇離去。蜀地百姓“悲子鵑鳥鳴”，聽聞杜鵑鳴叫，心生悲戚，“鳴而思望帝”，懷念故君杜宇。后來杜宇成為杜鵑別名，唐朝李商隱《錦瑟》“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北宋李重元《憶王孫·春詞》“柳外樓高空斷魂，杜宇聲聲不忍聞”等詩詞，即引用此義。

　　　　《蜀王本紀》對開明治水有更詳細的記載，同時揭示了杜宇禪讓的另外隱情。據(jù)此書，開明是楚國人，原名鱉靈。按東漢應劭輯錄的《風俗通義》，“鱉靈從井出”，精通水性，通曉水利，去世后“其尸亡去”，尸身無故不見，“荊人求之不得”。原來，鱉靈尸身沿長江逆流而上，來到正在飽受洪水圍城之苦的蜀國都城郫邑后，竟然復活，并“與望帝相見”。望帝杜宇見鱉靈不但會逆水上行，而且能死而復生，驚為天人，遂委任為相國。

　　　　人死不能復生。據(jù)歷史學家推測，事情真相應是：鱉靈可能因事被楚人定罪，判處死刑。“尸”在古語中不一定是尸體、尸骸，而是受監(jiān)禁不能自由行動之人。鱉靈被定下死罪，故稱其為“尸”。所謂“其尸亡去”，應是鱉靈逃奔蜀國，楚人通緝而不得。鱉靈一介亡命，入蜀投奔望帝得到重用，故云死而復生。

　　　　當時，岷江上游來水大漲，“望帝不能治”，遂“使鱉靈決玉山”，授予他治水全權(quán)。鱉靈組織百姓，經(jīng)過數(shù)年艱辛努力，終于治水成功。中國古代方術中，象牙魔力可以毆殺水神。三星堆最新出土一百多根象牙，可以想見當時蜀人用象牙鎮(zhèn)殺水中精怪的場景。

　　　　鱉靈在治水前線辛苦操勞、過家門而不入時，杜宇卻在后方“與其妻通”。事后，杜宇良心發(fā)現(xiàn)，自認“德薄不如鱉靈”，就“委國授之而去”，將帝位禪讓給鱉靈，“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后，“號曰開明帝”，其政權(quán)被后世稱為開明王朝。

　　　　經(jīng)過開明及其繼任者帶領百姓在成都平原持續(xù)不斷的治水活動，古蜀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更上一層樓，“山林澤漁，園囿瓜果，四節(jié)代熟，靡不有焉”。成都平原“地稱天府”，即是從此而來。開明王朝傳至第九世時，遷都至今天成都市新都區(qū)一帶，又占據(jù)秦嶺腳下的“褒、漢之地”，與秦國持續(xù)摩擦。

　　　　兄弟鬩墻，秦并巴蜀

　　　　由于地近相鄰，古蜀國與秦國交往較多，亦不免沖突。秦立國之初，國力微弱，開明之子盧帝曾主動進攻秦國，攻打到當時的秦都雍城城下。秦國在關中平原站穩(wěn)腳跟后，兩國逐漸形成對峙之勢。秦厲公二年（前475），蜀國主動“來賄（秦）”，求和，關系暫時緩和。

　　　　隨著秦蜀同時向秦嶺南麓的“褒、漢之地”拓展，兩國矛盾再次尖銳起來，圍繞南鄭（今陜西省漢中市南鄭區(qū)一帶）展開激烈爭奪。南鄭本屬于蜀國，是其北部門戶，亦是秦國向西南擴展的重要阻礙。

　　　　秦國率先攻取南鄭，并于秦厲公二十六年（前451）在南鄭修建城池；十年后，秦躁公二年（前441），“南鄭反”，被蜀國奪回；秦惠公十三年（前387），秦“伐蜀，取南鄭”；但就在同年，惠公去世，秦國國君易位無暇外顧，蜀國又再奪南鄭。

　　　　此后，秦國致力于變法圖強，調(diào)轉(zhuǎn)兵鋒東向與六國爭霸。蜀國亦把主要矛頭對準楚國，曾于周安王二十五年（前377）“伐楚”，奪取茲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宜都市或房縣境內(nèi)）。蜀國對楚國的進攻，為后來秦國通過并吞巴蜀、迂回包抄楚國的戰(zhàn)略規(guī)劃，提供了重要啟迪。

　　　　由于秦蜀暫時調(diào)整進攻方向，兩國關系再次緩和。秦惠文王即位時，蜀國曾派使臣專程到咸陽朝賀。據(jù)《華陽國志》，蜀王有次在秦嶺山谷中打獵，與惠王不期而遇。惠王贈送蜀王“金一笥”，惠王回贈“珍玩之物”。不料惠王將珍玩帶回咸陽后，“物化為土”?；萃醣皇裢醯恼涎鄯ㄆ垓_，“怒”。群臣勸道，“天承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此乃天意昭示蜀國將成為大秦領土，惠王聽后“喜”。為麻痹蜀國，惠王又利用“蜀王好色”的軟肋，“許嫁五女于蜀”。這些記載雖帶有明顯的傳說色彩，但透露出秦國君臣并吞蜀國的野心。

　　　　秦國欲攻伐蜀國，難在秦嶺山高，蜀道艱難，無路可走。據(jù)《括地志》，惠王“刻石為牛五頭，置金于后”，“偽言此牛能屎金”，哄騙蜀王此牛能夠排泄黃金，源源不絕。惠王表示愿將此牛送給蜀國，示永結(jié)同好之意。貪婪的蜀王竟然聽信惠王信口雌黃。為將石牛運回，蜀王下令“塹山堙谷”，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削平山谷，在群山環(huán)繞中硬是開鑿出一條從咸陽到成都的道路。蜀國通過此道將石牛“致之成都”，秦國“遂尋道伐之”，此路“因號曰石牛道”。

　　　　據(jù)《華陽國志》，此事還有后續(xù)。蜀王“遣五丁迎石牛”后，發(fā)現(xiàn)石牛并無排泄黃金的特異功能，“怒，遣還之”。以農(nóng)立國的蜀人不但將石牛遣返秦國，還嘲笑祖上為周天子養(yǎng)馬放牧的秦人是“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吾雖牧犢，當?shù)檬褚?rdquo;。

　　　　嘲笑秦人的蜀王不會料到，老秦勁卒的笑聲和秦軍鐵騎的馬蹄聲很快便會響徹石牛道。而給秦國提供戰(zhàn)機的，正是蜀王本人。蜀王曾分封其弟葭萌到漢中為侯，號稱苴侯。葭萌不知何故，不與蜀王親善，反倒與巴國交好。蜀王怒，于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出兵討伐葭萌。弟弟葭萌不敵兄長，只得投奔巴國。蜀國進兵到巴國索人，巴國無力對抗，只有“求救于秦”。

　　　　惠文王“欲發(fā)兵以伐蜀”，但又怕千里奔襲，“道狹難至”，無法速戰(zhàn)速決，容易陷入長期戰(zhàn)爭的泥淖。正當惠文王未下決斷時，“韓又來侵”，韓國從東面做出攻秦態(tài)勢?；菸耐?ldquo;欲先伐韓，后伐蜀，恐不利”，而“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陷入兩線作戰(zhàn)、腹背受敵的境地，故“猶豫未能決”。名將司馬錯請伐蜀，認為“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并矣”；國相張儀反對，認為“不如伐韓”?；菸耐踅?jīng)過深思熟慮，最終采納司馬錯策略，下決心起兵伐蜀。

　　　　是年秋天，惠文王派司馬錯、張儀、都尉墨率兵從石牛道伐蜀，在葭萌關（今四川省廣元市昭化區(qū)昭化鎮(zhèn)一帶）大敗蜀軍。蜀王逃至武陽（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qū)一帶），兵敗被殺。蜀國國相、太子率領殘余力量“退至逢鄉(xiāng)，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蜀國王子泮帶領部分族人逃亡越南北部，建立安陽國，后為西漢藩屬南越國所滅。安陽國王室后裔又進入柬埔寨建立扶南國，最終滅于真臘之手。

　　　　秦滅蜀之戰(zhàn)相當順利，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當年十月就平定蜀國全境。司馬錯、張儀乘勝直取巴國、苴地，“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為三十一縣”?；菸耐鯗绨褪窈?，封其子通為蜀侯，任命陳莊為蜀相，張若為蜀國守，共同治理蜀地。為壓制當?shù)赝林?，惠文王還遷移秦國一萬余家百姓到蜀國。但在最初30年時間里，蜀地局勢極不穩(wěn)定。

　　　　秦并蜀僅5年，周赧王四年（前311），惠文王去世，秦武王繼立，蜀相陳莊叛變，殺蜀侯通。第二年，即秦武王元年（前310），武王派司馬錯、甘茂、張儀入蜀平亂，斬殺陳莊，通子惲繼立為蜀侯。秦昭襄王前期，蜀地形勢依然錯綜復雜。昭襄王六年（前301），蜀侯惲被秦國王后陷害，昭襄王不明真相，派司馬錯入蜀冤殺惲及其臣僚27人。昭襄王雖立惲子綰為蜀侯，但又在16年后因疑其謀反，“復誅之”。

　　　　但也有學者認為，蜀候通、惲、綰并非秦國宗室，而是蜀王子孫。秦國滅蜀后，為懷柔蜀人，故仍立古蜀國王室為蜀王。

　　　　蜀地屢屢與秦國產(chǎn)生摩擦，表面上是人事原因，實質(zhì)上卻反映出秦國在蜀地實行的分封制已經(jīng)不能適應治理需求。為理順蜀地體制，昭襄王誅殺蜀侯綰后，在蜀地改分封制為郡縣制，廢蜀國為蜀郡，任命張若為蜀郡守，蜀地局勢最終穩(wěn)定下來。吞并蜀地，是秦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領土擴展，為后來統(tǒng)一中國奠定了基礎。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若之后，李冰接任蜀郡郡守。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李冰在開明治水的基礎上開始主持修建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設施，成都平原“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大量土地被改造成肥沃良田，如《河渠書》所言，“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shù)也”。

　　　　在這些水利工程的滋養(yǎng)下，蜀地“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華陽國志》贊道，“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蜀地由此成為秦軍東向、劍指六國的戰(zhàn)略后勤基地，最終助力秦國一統(tǒng)天下。

　　　　古蜀國文明是“滿天星斗”時代最為璀璨奪目的星辰之一

　　　　有學者將華夏文明早期在黃河、長江、珠江、遼河流域等地的眾多文化遺存比喻為“滿天星斗”。四川成都新津區(qū)寶墩遺址、廣漢三星堆遺址、成都青羊區(qū)金沙遺址的發(fā)現(xiàn)，印證了古蜀國文明是“滿天星斗”時代最為璀璨奪目的星辰之一。

　　　　以黃河流域為中心的中原文化，經(jīng)過對其他地區(qū)文化的整合和自身的重組，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步領先四方并形成輻射效應后，成為中華文明核心地帶，是為“眾星拱月”。嫘祖、昌仆為中原衣冠文明提供的蠶桑技術支持，成都平原為秦國橫掃六合提供的后勤助力，無不是蜀地文明對“眾星拱月”時代的重要貢獻。

　　　　從蜀女嫘祖昌仆出嫁黃帝父子，到華夏杜宇入蜀教民農(nóng)耕；從楚人開明赴蜀平治水患，到巴蜀歸秦四海一統(tǒng)，巴山蜀水的歷史發(fā)展與中原江南交織交融，文明進展與黃河長江交相輝映。以三星堆遺址為核心的古蜀國歷史進程，充分證明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的多元一體歷史格局。（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