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父親顧頡剛》中看親人寫學人

　　從《我的父親顧頡剛》中看親人寫學人

　　治學，其心也誠，其志也堅

　　——從《我的父親顧頡剛》中看親人寫學人

　　《我的父親顧頡剛》 顧潮 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79年3月，顧頡剛與夫人張靜秋。本文圖片均選自《我的父親顧頡剛》

　　1975年4月與老友在葉圣陶寓所合影（前排左起：顧頡剛、王伯祥；后排左起：葉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古史辨》第一至七冊

　　《古史辨》第一冊自序手稿

編者按

　　顧頡剛先生當之無愧是中國近代史學史上的巨人。以往我們在談及先生時，往往津津樂道他開拓的一大片學術(shù)園地和他在史學研究領(lǐng)域的功業(yè)。雖然在顧先生自己的著述中，我們多能看到他對祖母、祖父，童年、青年生活的追憶，但這些經(jīng)歷畢竟是他生活的片段，不是學術(shù)史研究的內(nèi)容。通過顧潮女士的這部紀傳體佳作，我們可以生動而完整地了解顧先生那波濤起伏的一生。這本書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更為鮮活的人物，一個真實的有血肉的史學家。

　　各種各樣的學人傳記，我們讀到過許多，這些講述學人人生經(jīng)歷、學術(shù)生涯的傳記無疑是我們研究學術(shù)史，了解歷史的重要參考。在為數(shù)甚眾的學人傳記中，由親人寫就的并不多見，佳作則更少，而顧潮女士的《我的父親顧頡剛》，則正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書以女兒的眼光描寫作為歷史學家的父親，材料之翔實豐富，視角之細膩獨特，立場之客觀無偏，尤屬罕見。本書既使不甚熟悉先生的讀者也能知道先生的治學與為人，又展示了許多先生生活中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使專家和內(nèi)行們更能深刻理解先生那跌宕起伏的一生。

　　超越個人感情的學術(shù)史

　　在中國近代學術(shù)史上，顧頡剛先生無疑是一位中心人物。顧先生的歷史學研究，以由其引領(lǐng)的“古史辨”運動及七大卷《古史辨》為代表，直接促成了傳統(tǒng)學術(shù)向現(xiàn)代學術(shù)的結(jié)構(gòu)性轉(zhuǎn)向，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史學的基礎(chǔ)。同時，顧先生興趣廣泛，一生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除其視為“當行本色”的經(jīng)學、《尚書》學、上古史學、歷史地理學等史學研究外，先生在民俗學、上古神話學、故事學、宗教學、民族學、邊疆地理學等領(lǐng)域，亦皆可謂開風氣之先。直至今日，無論歷史學、民俗學還是文學，我們各學科的學術(shù)研究仍離不開先生著述的滋養(yǎng)。

　　其實民國學界群星閃耀，除了顧頡剛先生，還有胡適、錢穆、傅斯年、呂思勉、陳寅恪等人，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這些人當中，顧先生是十分特殊的。他的特殊不僅表現(xiàn)在特立獨行、桀驁不馴的氣質(zhì)，還表現(xiàn)在顧頡剛與近百年來中國歷史本身的聯(lián)結(jié)如此緊密——身為古史學家，卻一生隨著政治、社會的動蕩變幻而榮辱浮沉。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先生也參與了對歷史的塑造：史學家解釋歷史，而歷史觀念則影響著民族的未來發(fā)展走向，先生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和由先生引發(fā)的“古史辨”運動，無疑深刻改變了近代以來華夏民族對上古歷史的認同方式。可以說，了解顧頡剛，就可了解民國史學學術(shù)的一半，就可了解從清朝末年至民國，至新中國改革開放這百余年間的歷史。

　　顧潮女士為顧頡剛先生之女，自1980年先生溘然長逝后，顧潮即開始對先生遺稿、日記、信件的整理工作，由她來講述先生的一生，自然是最恰當?shù)摹Ｔ凇段业母赣H顧頡剛》中，顧潮展示了先生私人日記和書信的一些片段，也透露了相當多的先生不為人知的生活真實情況，特別是一些只有朝夕相伴的親人才知道的細節(jié)，如先生晚年時如何在病痛中艱難治學，有哪些一直惦念不忘的未竟的研究工作，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學術(shù)史的第一手材料。更難能可貴的是，顧潮以女兒的身份追憶父親，深情不難想象，但當我們翻開這部《我的父親顧頡剛》，卻只能讀到娓娓道來的平靜、克制。顧潮以一種旁觀者的眼光，盡可能客觀全面地講述顧頡剛一生的榮辱、波折、經(jīng)歷，這也就使這部書超越了私人情感的藩籬，而成為一部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學術(shù)史佳作。

　　一部學術(shù)與人生互動的立體歷史

　　顧頡剛先生在學術(shù)史上最大的價值，應在于他促成了舊的經(jīng)學研究的革命，在于他“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疑古觀念。我們當然可以從學術(shù)史的角度追溯其學術(shù)脈絡，將顧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學術(shù)理念追溯至宋人的疑古或清人的考據(jù)之學，但也必須看到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對先生治學方法產(chǎn)生的巨大影響。先生在自己的文章著述中就愛談及各種生活經(jīng)歷與其學術(shù)理論之間的關(guān)系，如在著名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先生就談到了幼年時祖父母的教養(yǎng)對其學術(shù)取徑產(chǎn)生的影響，但是這些散落在先生文章、日記中的生活畢竟是片段的，不成體系。顧潮的《我的父親顧頡剛》，從顧頡剛先生孩提時一直講到其人生的終點，全景式地呈現(xiàn)了先生一生中各個階段的經(jīng)歷，并將先生的生活與治學相互比照，使讀者可以更清晰地懂得，朋友、親人、每日的柴米油鹽，這些屬于先生生活世界的“部分”，如何作用于先生學術(shù)的“部分”。

　　顧頡剛先生1893年生于蘇州的一個書香家庭，尚在提抱時就由祖父教識字，六七歲時已能讀簡明的古書，其舊學功底可見一斑。先生的祖母則是個聰慧而嚴厲的舊式婦女，善講民間故事，除了撫育先生成長，給予了他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之外，還培養(yǎng)了先生對于民眾文化的熱愛。幼年時期祖父母的教養(yǎng)對先生產(chǎn)生了持續(xù)一生的影響。1913年，顧先生第一次遠離家鄉(xiāng)赴京求學，至1920年大學畢業(yè)，在此期間，顧先生不僅接觸到章太炎、王國維等舊學大師，還結(jié)識了胡適等留洋歸來，將西方的、所謂“科學的”學術(shù)理論帶回國的新派學者。在京時，年少的先生還曾有一年的時間流連戲園子聽戲，正是在聽那一場場演義歷史人物的好戲時，先生偶然“觸了一個機，所以驟然得到一種新的眼光，對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才有了古史也許像戲劇故事一樣是經(jīng)過層累地敷寫的觀念。1922年，先生在《讀書雜志》刊發(fā)《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第一次公開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一場史學大地震正式來臨。

　　在先生青年時代這段相對和平的歲月中，先生的學術(shù)工作以“辨?zhèn)?rdquo;和“疑古”為主，這也是先生一生治學的旨歸。至“九一八”事變后，亡國滅種臨于不日，顧先生的學術(shù)研究受到“救亡圖存”使命感的激勵，轉(zhuǎn)向邊疆地理學的研究。

　　可以說，自青年時代起，先生幾乎一生逐于時事巨變，先北大，再廈大，再中山大學，再燕京大學，再云南大學，再遷至成都的齊魯大學，再蘭州大學……來回輾轉(zhuǎn)于相隔甚遠的數(shù)個大學之間，幾乎未有兩年以上的安定日子?？梢韵胍姡谀菢拥臍v史背景下，先生是怎樣拖家?guī)Э冢瑪y著沉重的書箱疲于奔命。然而，雖然不能常有一張安穩(wěn)的書桌，雖然常常生計艱難無以養(yǎng)家，甚至住在炮彈轟炸的城里，聞炮彈炸響于耳畔，先生卻始終不改其治學之心。顧潮在《我的父親顧頡剛》中回憶，在她的記憶中，其父永遠是一個伏在書桌上讀書寫作的形象。顧先生治學，其心之誠，其志之堅，實在令我輩后學赧然。

　　　薪火相傳的學術(shù)授受史

　　顧頡剛先生雖有超世之才，但卻并不恃才而傲視他人，不唯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同輩、晚輩，只要是向先生祈求知識的人，先生都盡力滿足他們的需求。在青年學子中，先生擁有極大的聲望，經(jīng)先生發(fā)掘、栽培的學子中，楊向奎、童書業(yè)、劉起釪、譚其驤、史念海，治《史記》的專家徐文珊，治方志研究的專家朱士嘉，乃至受到先生引薦的錢穆……中國近代史學巨擘中的大半，竟大多受到顧先生的教誨或提攜。這些青年學子圍繞在先生的身邊，形成了一批“為往圣繼絕學”的有生力量。先生與眾位弟子之間的故事一直為學界所樂道，這些師生情誼的細節(jié)在顧潮《我的父親顧頡剛》中也得到淋漓盡致地展示。

　　先生一生波折于數(shù)個大學及文化機構(gòu)，其所到之處，無論中山大學、燕京大學、云南大學、齊魯大學、蘭州大學等等，無不受到青年學子的傾慕和追隨。如先生在蘭州大學講學時，狹小的教室座無虛席，一些原應放假回家的學生，即使滯留學校也要聽先生講課。先生對待青年學子一片眷眷之心，絕無偏私。他在教導學生時，從不照本宣科，令學生抄錄課堂筆記誦記完事，而是啟發(fā)他們自己讀書，從書中發(fā)現(xiàn)問題。曾受教于先生的劉起釪回憶，在他大學一年級時，顧先生叫他標點《古文尚書》，他不過按照《孔傳》的釋義標點通了，而顧先生看后笑了，叫他再對照別的參校書看看，劉起釪恍然大悟，原來先生是在誘導他自主走上治學的道路，不可盡信書，要從書中發(fā)現(xiàn)問題。后來劉起釪果然成為《尚書》研究的專家。顧先生對于每個向他請教的人，無論其背景如何，功底如何，一概傾囊相授。1965年，先生晚年在香山療養(yǎng)院療養(yǎng)時，身邊并無參考書，同住的何啟君對古史感到興味，央先生談談，顧先生竟為他從頭至尾，簡略地講述出一部簡明的《中國史學入門》。這本書后來逃得劫火，由何啟君整理出版，實在是顧先生傳道授業(yè)之心的明證。

　　1947年，顧先生在為《文史雜志》作的《復刊詞》中說：“我們都是服務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總有終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戀，但這文化的蠟炬在無論怎樣艱苦的環(huán)境中總得點著，好讓孑遺的人們或其子孫來接受這傳統(tǒng)。這傳統(tǒng)是什么？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立國根本。”以一己之身為蠟炬，燃盡一生以續(xù)傳統(tǒng)、以立家國，這正是顧先生愛才、惜才，培養(yǎng)后學的根本原因。

　　在全書最末，顧潮追述其父彌留時的情境：頡剛先生仍像往常一樣，閱讀《十三經(jīng)注疏》，書中夾著作記號用的紙條，而他當月的日記簿早已填滿日期——永不知停止思考的思想家驟然溘逝了！先生還有許多心愿未及完成，他的《尚書》研究，他的古史辨?zhèn)喂ぷ鳎臉它c匯編二十四史的心愿，太多太多了。顧潮寫作這本書，與其說是懷念其父，毋寧說是在提醒我輩：顧頡剛先生以一副文人的孱弱之軀，“在炸彈的火焰中”仍能“歷劫終教志不灰”，其未竟之志，正待我輩后人完成。

　?。ㄗ髡撸和鯇W典，系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會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兼《文史哲》雜志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