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古代甘肅如何防疫抗疫

　　原標題：【溯源甘肅】古代甘肅如何防疫抗疫

在古代中國，一批批大醫(yī)在大疫中挺身而出。

　　兩宋時期，發(fā)生了多次疫病流行，政府經(jīng)常派醫(yī)官到地方發(fā)放藥物救濟。宋代李唐的《村醫(yī)圖》生動描繪了醫(yī)生救治病人的情況。

皇甫謐（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

東漢張仲景所著《傷寒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李清凌

　　瘟疫是歷史上多發(fā)的疫病，在傳播地區(qū)，往往給民眾造成巨大甚至是毀滅性的破壞。在歷史上甘肅也不例外。中華民族繁衍數(shù)千年的歷史，也是與疾病抗爭的歷史。當前，中國人民正進行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嚴峻斗爭。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lǐng)導，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奠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保障，有愛國主義和改革創(chuàng)新孕育的“中國精神”支撐，有前仆后繼、不畏犧牲的醫(yī)護人員頑強奮斗，英雄的中國人民一定能夠戰(zhàn)勝各種癘鬼疫魔，取得抗疫斗爭的最后勝利。

　　1 甘肅歷史上瘟疫流行的概況

　　瘟疫，古書上一般寫作“癘”“疫”或“癘疫”“疫癘”。距今5000年以前就已經(jīng)見于傳說，甘肅也不例外。然而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歷史上發(fā)生過的無數(shù)瘟疫疾病，除有社會或政治影響者才會被官私文書記載，其中又有少數(shù)可以流傳至今，絕大多數(shù)都被歷史的塵埃所湮埋，不顯于世。據(jù)乾隆《甘肅通志》，宣統(tǒng)《甘肅全省新通志》《明實錄》《清實錄》等書記載，可以找到漢代以來的一些瘟疫資料，簡述如下。

　　東漢桓帝延熹（148—167年）中，在全國性瘟疫的大背景下，安定郡（治所在臨涇縣，位于今甘肅鎮(zhèn)原縣東南）人皇甫規(guī)發(fā)其騎兵征討隴右叛羌，“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幸虧他處置得當，改從整肅地方吏治下手，奏免、誅殺一批貪官污吏，羌人感悅，十多萬口歸附，才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動蕩。

　　西晉惠帝元康五年（295年），秦雍二州發(fā)生大旱、瘟疫。晉懷帝永嘉四年（310年）五月，秦州饑、疫、大蝗，草木牛馬毛鬛（liè，牛馬頸上的長毛）皆盡。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隴右地區(qū)發(fā)生饑荒、瘟疫，“死者相枕藉。”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巡按陜西監(jiān)察御史魏源奏言：陜西（包括今甘肅）所屬軍民大疫，政府“責令有司撥醫(yī)調(diào)治”，結(jié)果是“官無藥餌，致死亡者多。”這次大疫出現(xiàn)以后，政府下令調(diào)撥醫(yī)藥治療，可官府沒有很多醫(yī)藥資源，致使病人大都死去。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四月，平?jīng)龅雀?ldquo;霜雪瘟疫，死者二千余人。”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九月，陜西莊浪等衛(wèi)“瘟疫大行，軍民死者二千五百余人。”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陜西包括今甘肅大疫，民眾死亡甚眾。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平?jīng)?、莊浪等處“大饑，人相食，疫癘死者甚眾。”明神宗萬歷十五年（1587年）春，大疫，慶陽、文縣、莊浪、清水等處“旱、饑，人相食，流亡過半。”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隆德、靈臺大疫。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靖虜衛(wèi)（治所在今靖遠縣）、莊浪、伏羌（今甘谷縣）、通渭等處年荒、瘟疫并作，“死者枕藉。”明毅宗崇禎十四年（1641年），蘭州、狄道（今臨洮縣）大疫，“秦隴州縣大饑，人民死者大半。”

　　清朝甘肅疫災頻發(fā)。共有36個疫災之年，平均每7.4年發(fā)生一次疫災。清前期疫災的重心發(fā)生在甘肅東部和南部地區(qū)，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靜寧、清水、兩當旱、疫，“死者無算”。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莊浪、靖遠瘟疫大作，“死者甚眾”。中期疫災重心開始偏向中部，到了后期疫災重心基本分布在隴中，隴東和東南部地區(qū)。如清仁宗嘉慶十六年（1811年）七月，靖遠縣及撻喇赤堡（在今白銀市平川區(qū)東南）、永昌等處大疫，“死亡相半”，即有半數(shù)人病死。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夏，皋蘭縣旱，疫癘流行。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靜寧、靈臺發(fā)生饑荒、瘟疫。

　　2 瘟疫之后的社會景象

　　東漢末，隨著無休止的戰(zhàn)爭、饑荒而來的，是全國性的瘟疫流行。曹植著《說疫氣》云：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蜿H門而殪，或覆族而喪。”“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褥）之門，若是者鮮焉。”就是說，在瘟疫中遭到覆家滅族之災的，大都是穿褐布食豆葉，住荊條搭建屋舍、蓬草編成門戶的窮人；而住殿堂，以鼎煮食，穿雙層貂皮衣服，坐幾層墊褥的官僚富戶，受災就比較少而輕。

　　甘肅當時遭災的情況，流傳下來的記載較少。但作為遭災的表征，人口的驟減則十分驚人，能說明疫情。據(jù)《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期今甘肅分10個郡，有120余縣（道），38萬余戶，150余萬口。而到東漢末，按《后漢書·郡國志》記載，今甘肅當時為涼州刺史部，分11郡（屬國），共有90多個縣（道、侯國），共10萬余戶，46萬余人。就是說，東漢甘肅的戶數(shù)只有西漢的1/4強。而人口總數(shù)不到西漢的1/3。戶口銳減，同全國一樣，是由戰(zhàn)爭、饑荒和瘟疫所造成。

　　3 古代政府的賑災措施

　　大疫面前人們有各種不同的處置方式，最積極的是利用藥物防治。晉人郭璞注釋的《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主要反映今西北包括甘肅的情況。其中記載防治瘟疫的方法，說：“有草焉名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臭如蘼蕪，佩之可以已癘。”“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這是遠古先民嘗試用佩戴香草、吃特殊鳥肉的方法防治癘疫。

　　被后人尊為“藥王”的孫思邈，于隋煬帝大業(yè)（605—618年）間制成“太一神精丹”，是世界上最早用砒霜治療讓人恐懼的瘧疾的良方。此方當很早就流行于隴右即今甘肅一帶。

　　有的地方官重視，扶危濟困，十分感人。隋朝辛公義，狄道（今臨洮縣）人。隋文帝開皇時（581—600年），職任岷州刺史。岷州（唐朝岷州，治所在今岷縣）當時有一種社會風氣，就是人們因為害怕疫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因此病者多死。辛公義決心改變這種不良風俗，于是凡遇到病者，就讓人抬到官府“聽事廳”，安頓下來，有時病人多了，連回廊上也躺滿病人。公義親設一榻，晝夜處其間，用他的官俸買藥，請醫(yī)生給治療，多數(shù)病人都治好了。辛公義召其家人前來領(lǐng)親人回去，病人子弟慚愧地表示感謝，“合境之內(nèi)呼為慈母。”這是一位極有擔當?shù)臑槊褶k好事的官員。

　　明朝有一位官員徐鏞，字用和，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被貶官來到鎮(zhèn)原縣任職。時值饑年，又是瘟疫大作。徐鏞命藥調(diào)治，賴以全活者萬計，死者設“義塜”埋葬，受到民眾崇敬。（《甘肅通志》卷31）

　　歷史上發(fā)生瘟疫等大的自然災害，各級政府也會救助民眾。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陜西包括今甘肅遭遇瘟疫。巡按陜西監(jiān)察御史魏源上奏建議：“陜西布政司都司所屬，見積倉糧千九十八萬四千二百二十五石有奇，以官軍俸糧計之，足支十年，今歲疫癘，農(nóng)事有妨，乞以稅糧之半全折輸鈔。”意為官庫糧食充足，瘟疫有妨農(nóng)事，為了減輕民眾負擔，請將當年稅糧的一半折收為鈔。得到朝廷允準。（《永樂實錄》卷117）這雖只是局部調(diào)整稅收，但仍有利農(nóng)事，因而得到民眾歡迎。其他遇到災難，政府賑濟、減免稅糧、多方救助的情況，史書也有不少記載。

　　清圣祖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月，甘肅巡撫花善奏言：鞏昌所屬西和、禮縣，去歲疫癘盛行，牛驢倒斃甚眾，若待上報批準始行散賑、恐播種過期。因此他未等朝廷下發(fā)公文，就從去年應上解銀內(nèi)，拿出一部分買耕牛；又從積貯屯糧中抽出一部分散作農(nóng)戶籽種。這件事在主管部門看來，花善的做法是“任意違例”“應將撫藩道府，交吏部議處，其擅動銀谷應令賠補”。就是花善做法“違例”，應給有關(guān)官員以處分，動用國庫的錢糧應讓他們賠補。此議上奏以后，康熙帝批示：“銀谷既經(jīng)給發(fā)小民，該撫司道府等官，免其賠補議處。”（《清圣祖康熙實錄》卷42）最終由皇帝作出了明智寬大的處理，可見政府對于救災一事，允許地方官因利乘便，靈活處置。

　　祈求神靈保佑，在缺醫(yī)少藥，封建迷信的古代，是歷代官民遭遇瘟疫后的第一反應和最常見舉動。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七月，陜西包括今甘肅出現(xiàn)疫癘，“民之死亡者眾”。明成祖乃遣戶部侍郎王彰往祭西岳華山及陜西山川等神，祈禱神靈“助國衛(wèi)民，御災捍患……賜以洪庥（xiū，保護），俾疫癘全消，災害不作。”“既祭，疫癘頓息。”（《永樂實錄》卷117）這一偶然性結(jié)果，會使人們進一步將疫情的消滅，歸功于神靈的佑助，于是信之更篤。

　　明英宗正統(tǒng)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陜西甘州（治所在今甘肅張掖市）等地發(fā)生瘟疫，明朝政府遣右通政王錫，祭西岳華山、西鎮(zhèn)吳山（在今陜西隴縣西南）之神。太常寺丞李宗周祭甘肅境內(nèi)山川之神。（《明英宗實錄》卷148）祈求神靈保佑，消除災害。明朝自太祖朱元璋開始，從國都到各府縣，建設規(guī)模宏敞的城隍廟，也是出于同樣的功利考慮。

　　4 對防疫工作的探索

　　有瘟疫必然就有同瘟疫的斗爭。歷史上每一次瘟疫過后，都會引起社會各界的反思。最為積極的是加強了人們對醫(yī)藥的研究，促進治療驗方的形成和利用。

　　《周禮》記載了周王室定期舉行“以索室驅(qū)疫”的時儺活動以及負責“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疫”的官員?！吨芤住芬粫霈F(xiàn)了后世常用的“豫（預）防”一詞。用藥物來干預疫病的做法也開始出現(xiàn)，《山海經(jīng)》載有薰草等7種藥物。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年），月支國（在今阿姆河上游）進貢物中有三枚神香，狀如燕卵，大如囊。當時漢朝正在流行瘟疫，使者請燒香一枚以辟疫氣，結(jié)果“病者皆起”。文獻記載中還說，它“香聞百里，積月不歇”。（《甘肅通志》卷50）

　　東漢建安（196－220年）以來，南陽郡（今河南南陽市）人張仲景，家族二百余口，未及十年，“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仲景乃下決心研究醫(yī)學，著成中醫(yī)經(jīng)典《傷寒雜病論》一書，被后世奉為“醫(yī)圣”。傷寒是一切外感病的總稱，包括“瘟疫”在內(nèi)。在此書的啟發(fā)帶動下，甘肅歷代也出現(xiàn)不少研究醫(yī)學包括瘟疫的醫(yī)家和著作。最著名的有魏晉時期安定郡（治臨涇縣，在今甘肅鎮(zhèn)原縣東南）人皇甫謐整理編撰成的《針灸甲乙經(jīng)》。它是將《黃帝內(nèi)經(jīng)》，包括《針經(jīng)》《素問》及《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部書加以整理，刪削、鉤玄、疏證，在闡發(fā)三部醫(yī)經(jīng)的基礎(chǔ)上，從中清理、概括、提煉出一套針灸學名詞、概念、病狀、治則以及穴位、針刺的理論技巧?！夺樉募滓医?jīng)》既吸收傳統(tǒng)陰陽五行學說的合理成分，又擺脫巫術(shù)、方士的迷信束縛，使中醫(yī)針灸學變成一門實踐性、經(jīng)驗性，并帶有一定科學性的醫(yī)療技術(shù)，其中包括治療瘟疫的針刺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