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置的交通補給服務

　　陽朔二年傳車亶簙10枚

　　馬 麗

　　懸泉置是西漢敦煌郡下屬的九處驛站之一，也是西漢時期從長安至敦煌沿途?？康谋姸嗾军c之一。對于東來西往的人員而言，不管是小規(guī)模的中轉還是長距離的遠途，均可從驛站得到食宿接待以及后勤補給。

　　郵行有程

　　懸泉置遺址出土的里程簡和居延遺址出土的里程簡，共同構成了漢代從長安到敦煌的具體走向與里程數。據里程簡記載的內容可知，西漢時從京師長安到敦煌的路線具體走向，應是從今陜西興平市境內的茂陵、過乾縣、永壽、彬州市進入涇河流域，再過長武縣進入甘肅東部的平涼市和寧夏南部的固原市，再過甘肅靖遠、景泰、古浪縣直到武威市。然后西行經武威豐樂鄉(xiāng)、永昌縣、山丹縣，沿弱水（今山丹河）南岸到民樂縣。繼續(xù)向西北經張掖市西北的西城驛沙窩北古城到臨澤縣，再從高臺縣西北行至酒泉。經酒泉到玉門市，渡過石油河到瓜州縣便進入了敦煌境內。

　　西漢敦煌郡下設了九個驛站，東起淵泉置，西行經冥安、廣至、魚澤、魚離、懸泉、遮要、敦煌，最西到達位于陽關附近的龍勒置。漢承秦制，郵驛系統(tǒng)進一步完善，五里設郵、十里設亭、三十里設驛傳或置，漢朝政府在沿途設置的如懸泉置這樣的館舍邸店，使兩漢時期的絲綢之路更加暢通和繁榮。

　　通信持傳

　　懸泉置是西漢政府設置的用于接待辦理公務的官吏的場所。享用驛站提供的食宿與交通工具的前提是要持有官府開具的介紹信，即文獻中記載的“傳”或“傳信”。

　　“傳”是漢代的通行文書，是出行隨身攜帶的出行憑證，類似于現(xiàn)代的介紹信。據學界研究，漢“傳”長為漢一尺（漢一尺約為23厘米）到一尺三寸、寬為漢二寸（漢一寸約為2.3厘米）左右的木牘。傳信簽發(fā)的官吏、程序、所調用的資源均有一定的規(guī)定，不同級別根據持傳者身份所簽發(fā)的傳信內容和接待資源各不相同。傳信中注明了年月日、持傳者的官職姓名以及同行者身份、出行任務與最終目的地等基本信息，以及持傳者到達各傳舍后需供應的膳食、提供的住宿以及調用傳車的規(guī)格、數量及使用情況。傳舍的官吏在查驗傳信時會抄寫一份“傳”的副本存檔備案，待持傳者離開前在原件上注明享食的最后日期，并重新封好交還給持傳者。在完成接待任務后，負責傳舍的官吏還會根據持傳者享用的食宿等情況做好記錄并定期匯總呈報于上級單位。

　　傳馬馳行

　　懸泉置遺址出土了西漢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懸泉置廄嗇夫上報的《傳馬名籍》。該冊書詳細記錄了懸泉置內傳馬的基本信息，包括毛色、年齡、性別、性質、飼養(yǎng)、管理者等相關情況。傳馬是驛使傳遞公文以及使者往來的重要交通工具，西漢政府對其有著嚴格的管理制度。

　　懸泉漢簡記載懸泉置傳馬主要來源于郡庫，另一個重要來源是所在地自行購買。購買傳馬時需由該縣將所需購買的馬名和數量告知出賣地的漢吏，出售地的漢吏再將所需馬名印到相應的馬匹身上，并以公文的形式通告相應的津關備案，馬匹出關時以此為據進行核查。

　　懸泉漢簡記載敦煌郡九所廄置有傳馬三百六十匹，加上諸騎置的驛馬，敦煌郡使用在驛站的驛馬和傳馬數量很龐大，敦煌郡還有很多駐軍軍隊所使用騎馬的數量更加龐大。為保障廄置驛站正常運轉，首先就要保障驛站傳馬、驛馬以及驛站的官橐駝、牛、驢疾病得到及時治療，西漢敦煌郡為每個廄置配置了馬醫(yī)，馬醫(yī)的主要職責是為廄置診斷驛馬、傳馬的疾病。敦煌廄置的傳馬、驛馬在執(zhí)行運送物資途中，發(fā)生疾病時就要派遣馬醫(yī)出診，對于淘汰或死亡馬匹及其他牲畜的處置，都需要由馬醫(yī)診治來決定，還要得到主管相關官員集體診治勘驗是否有兵刃木索傷，排除其他原因致死后才能處理。

　　乘傳奏事

　　懸泉置出土了懸泉置嗇夫尊上報的陽朔二年閏月懸泉置傳車和亶輿的完好損敝情況文書?？梢姰敃r驛車作為郵驛系統(tǒng)中，傳遞消息、運送人員的專用交通工具，保管與維修也是置嗇夫日常重要工作之一。對傳車的?？樓闆r需要向上級以書面形式做出詳細匯報，上級管理機構再根據匯報材料對“傳車”進行核查。

　　官員調用“傳車”必須持有傳信，傳信內容規(guī)定了“傳車”的類別、等級、運行方式。漢代官員出行時駕乘傳、馳傳、置傳。從懸泉漢簡記錄內容來看乘傳在懸泉置中使用頻率較高，傳也是懸泉置中等級最高的車。使用者多半與西域各國的交往有關，此外刺史行部奏事、官吏上計、官員赴任等也使用乘傳。軺傳作為最低級別的傳車，使用次數最多，常見的如軍吏詣部或返回駐地等。傳車的使用方式在簡文中用“以次為駕”來標示，即以逐站換乘的接力方式為使用者提供出行的車馬。沿途的置廄不但負責提供傳車，也要提供駕車的御者。懸泉漢簡記載，懸泉置內附設的廄有“御”，其中包含 “羌御”，說明懸泉置不僅提供傳車換乘，還提供駕車的“御”。

　　譯人傳辭

　　隨著西漢政府與西域諸國往來的頻繁，經河西走廊到長安的西域國家人員越來越多。這些行人據其來源地可大致分為西域諸國、諸羌以及匈奴，依其身份又可分為王公、使者、質子、貴人、商賈等，可見這些外來的客使成分十分復雜。對此，西漢政府專門設立了負責處理外事的機構。并在河西各郡縣都設有專門負責語言翻譯的翻譯官，即文獻中的“譯者”。

　　《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諸國也基本上都設有“譯長”的官職，他們受命將公文翻譯出來。據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發(fā)現(xiàn)的漢文木簡可知，譯者在西漢政府與西域交往中發(fā)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敦煌郡作為西漢政府交往西域諸國的要地當然也設有譯者。據懸泉漢簡記載的關于譯者的釋文可知，敦煌郡所配備的譯官根據其地理位置以及日常工作的需求，可分為羌譯、匈奴譯、羌胡譯等。敦煌地處于西漢與匈奴、羌與西域的交會之地，因其地理結構的復雜性，無論是送往迎來，還是商品貿易，都需要很多從事語言翻譯的譯者，這些譯者在中原對外交流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是絲綢之路上推動中華文化發(fā)展，促進民族融合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懸泉置作為溝通中原與西域諸國要道上的重要官方驛站之一，接待的對象主要為漢朝官吏或西域王公貴族。漢簡記載懸泉置除接待解憂公主、馮夫人以及長羅侯?；莸葷h使外，還接待了烏孫、龜茲、樓蘭等西域使者。懸泉置作為一個接待機構，不僅見證了漢與西域諸國的往來，更為中西交通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甘肅簡牘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