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快看】吳健：光影為筆繪敦煌

　　吳健工作照-云岡石窟工作現(xiàn)場。

　　新甘肅·甘肅日報記者 謝志娟

　　時隔41年，回頭再看，事情的開端看似偶然，實則必然。

　　與敦煌結緣，是如此；與文物攝影結緣，同樣如此。

　　41年，當時少年已近花甲，仍最喜鉆進洞窟，對著一尊尊泥菩薩一拍一整天，他們隔著千百年時光相互靜靜對視，其中的千言萬語唯有鏡頭可述說。

　　41年，仍喜一寸寸走過絲綢古道，腳下黃沙粗石、耳邊風聲獵獵，亙古不變的無邊無際，見證過多少驚心動魄、兒女情長，這無言的豪邁滄桑，唯有鏡頭可記錄。

　　在敦煌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攝影金像獎獲得者吳健眼里，菩薩、天王、金剛、力士，一個個石窟、甚至一粒粒黃沙……它們都是活生生的，與它們漫長生命重合的一瞬間，是彼此之幸。為了記錄看到他們那一刻的心悸、留下那一刻所感受到的感受，孜孜一生為之付出，值得。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130窟彌勒大佛像-盛唐。（吳健攝影）

　　風吹鐵馬入夢來

　　1980年年底，家住酒泉市的吳健正備戰(zhàn)高考，看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招考啟事，完全是個偶然。

　　敦煌雖屬酒泉，但對當時的吳健來說卻非常陌生，“那是個啥地方？導游是干什么的？”不滿18歲的少年有些心動。恰好看到一期《甘肅畫報》上有莫高窟九層樓的圖片，覺得“這個地方好啊”。瞞著一心想讓他讀大學的家人悄悄報了名。

　　一進考場，當了一天考官的賀世哲先生已疲憊地癱坐在椅子上，看見又有考生進來，隨口出了題：“你解釋一下‘剛愎自用’什么意思吧！”吳健答完，賀先生直起身子說，“這樣吧！有道題今天一天好多人沒答上，看你能不能答上？”老先生又往前探了探身，說，“從上海出發(fā)到英國倫敦，走海上航線，要經(jīng)過哪些海峽、港口、城市？”

　　吳健心中暗喜，只要不考數(shù)學題，這考不倒我嘛。脫口而答臺灣海峽、馬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直布羅陀海峽等等。答完了，被通知等復試。再然后，就成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員。

　　1981年3月31日晚九點，吳健第一次到達敦煌莫高窟，“所里派車接我們，從酒泉出發(fā)走了12個小時。”

　　同一批來了21個人，所里能住人的地方都安排上了，吳健幾個男生被安排在一間倉庫住。年輕人一到，賀世哲、史葦湘等老先生幫著卸行李、送蠟燭，看著孩子們安置下來才離去。“那一晚很激動，睡不著，就聽著‘叮咚、叮咚’，心想這是個啥聲音？” 

　　第二天一醒來就往外跑，哇！畫報上的九層樓就在眼前，“叮咚、叮咚”的聲音原來九層樓檐下的鐵馬被風吹動發(fā)出來的聲響。大家覺得挺新鮮，一幫人爬上爬下，開心得很。

　　可住了沒幾天，覺得不好玩了。不是九層樓就是三危山，爬了幾次也沒啥意思，一星期才發(fā)一趟通勤車去縣城，縣城也就一條街一個門市部……年輕人倒沒覺得多艱苦，就是覺得荒涼。

　　好在有事要干，每天要上課，上完課還要考試。

　　這21位年輕人是改革開放后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批大規(guī)模招收的業(yè)務干部。他們的到來，對于急需各方面人才的敦煌事業(yè)非常重要。

　　段文杰、樊錦詩、劉玉權、潘玉閃等敦煌學專家親自為他們授課，“段文杰當時是主持工作的副所長、他給我們講隋唐時期的莫高窟藝術，樊錦詩講早期的莫高窟藝術，那時候樊院長四十剛出頭，剪著特別齊整的短發(fā)、藍布對襟衣褲、翻毛皮鞋、背著個黃挎包……時隔四十多年，記得特別清楚。”

　　培訓結束后，吳健他們開始帶游客上洞窟參觀。“那時候參觀的人不多，講解員也才5個人。大家在橋頭的長凳上坐著，那地方我們就叫它‘橋頭堡’，游客來了就輪流去講解。我不愛帶，帶得不多。”

　　一個月后，要分配工作了。

　　段文杰把吳健叫到辦公室，“小伙子，聽說你不好好帶參觀，你是不是不喜歡這個工作？”

　　吳健趕緊回答：“沒有！沒有!”

　　“這樣吧！我讓你學一門技術，你干不干？”

　　“好??！”吳健眼一亮。

　　“我看你這么個大個頭、看你這么個靈敏度，讓你去學攝影，你愿不愿意？”

　　攝影？這是吳健第一次聽說“攝影”這個詞，“以前我只聽說過照相。”但不假思索地回答。“愿意！”

　　從此，攝影成為吳健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且漸漸成為一生至愛。

　　甘肅敦煌莫高窟第158窟涅槃佛-中唐。（吳健攝影）

　　驀然回首莫高窟

　　吳健遇到的啟蒙老師，名為李貞伯。

　　李貞伯學識淵博而又經(jīng)歷傳奇，曾執(zhí)教中央美院，與徐悲鴻亦師亦友，曾參加過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創(chuàng)作建設……

　　當然，吳健認識李貞伯時，看不出老先生有多淵博又有多傳奇，只是覺得比較有趣。

　　幾人被分配去學攝影時，李貞伯主動“認領”了這個小伙子，“小吳跟我吧！”

　　拍不拍照不要緊，走！先跟我爬山去！邊爬山邊給吳健講過去的故事，一個講得開心，一個聽得開心。

　　“他讓我明白艱苦的地方不是沒有生活，越是艱苦越要熱愛生活。”大泉河的水又咸又苦，李貞伯說，小吳，你抓把茶葉放進去煮。“什么茶葉嘛！磚塊一樣，說不定老鼠還爬進去過。”小吳心里邊嘀咕邊煮茶，可這喝茶的習慣就這么養(yǎng)成了。

　　一年后，李貞伯病了，師徒倆不能再一同爬山一同喝茶一同拍洞窟了。19歲的吳健也就此出了師，開始獨自承擔拍攝任務。

　　“我跟李先生相處的時間不太長，但他對我一生都有很大影響。他告訴我攝影工作很重要，讓我好好干，把這些資源拍下去，把檔案建起來……是他讓我能夠在這里待下去。”

　　同時吳健也無法忘記，一次李先生心情不太好喝了點酒，有些傷感地說，“小吳啊，文物攝影死路一條，搞不出啥來！”

　　文物攝影，究竟是大有作為還是死路一條呢？年輕的吳健帶著這個問題踏上了幾十年的追尋之路。

　　改革開放之初，百廢待興，敦煌文物事業(yè)同樣蓄勢待發(fā)，一大批成果急需出版，畫冊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形式。

　　1983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計劃出版《中國美術全集》，其中敦煌石窟的內(nèi)容有三卷。這么重要的任務，段文杰楞是敢用年輕人，“小吳，你拍雕塑！”

　　初生牛犢也不怕虎，20歲的吳健提著相機就進了45窟。拍完沖洗出來，出版社的人一看說，“呀！這個好！”

　　吳健于是就鉆進一個個洞窟，自己拍攝、自己沖洗、自己把稿件交到出版社……1986年，圖冊正式出版了。“那是我的第一本專著?，F(xiàn)在看有很多不如意，如果現(xiàn)在再讓我拍，當然不會那么拍，但當時我盡力了。”

　　這件事，真正使敦煌藝術在吳健心里扎下了根。此后，他又相繼投入了榆林窟拍攝、敦煌石窟壁畫拍攝等工作中，又加入到新啟動的莫高窟錄像工作中……吳健越來越忙碌，也越來越沉醉其中，他認識到，“我愿意干這個事！”但也模糊認識到自己真正從藝術、學術、傳承相結合的角度認識敦煌，還有很大差距。

　　1987年，得知天津工藝美術學院招生，吳健找到段文杰，說：“段院長，我要讀書去！”

　　“去吧！”當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的段文杰回答很干脆。

　　在天津讀書的兩年間，吳健帶著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如饑似渴地讀書，他學畫畫、學設計、學美學、學美術史、學文學史……“我對攝影的認識，從如實記錄上升到視覺藝術，就是這兩年完成的。”

　　頭腦接受到太多沖擊后，吳健跳出敦煌再看敦煌藝術。他想，雕塑原來應該這么拍！那些雕塑的原型是活生生的人啊，應該跟人像拍攝結合起來。“攝影不同于照相，而是用光去繪畫。”

　　1987年，吳健在期刊《大眾攝影》上發(fā)表《石窟雕塑攝影》一文，從角度選擇、景別確立、光的造型以及構圖布局、色彩處理等方面表達了自己的思索：攝影是一個藝術的再創(chuàng)作過程，必須以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高度的審美能力，再現(xiàn)石窟藝術的精美形象，使人觀圖猶如身臨其境而百觀不厭。

　　臨畢業(yè)，有幾家單位邀請吳健去工作。段文杰得知后，嚇唬他：“不行！你要走打斷你的腿！”看著一點點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如果放任離開該是剜骨剔肉般不舍吧！在吳健讀書期間，每臨近放假，段院長的信就來了，喊他放了假趕緊回敦煌。

　　有人牽掛、有事要做，敦煌到底割舍不下。

　　“哪兒我也不去了！”吳健心想，“我們這山溝里待下的人，大城市好像也不適合我。雖然說大城市有萬家燈火，但哪一家也不是我的燈火，我的燈火就在莫高窟。”

　　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12窟外景-北魏。（吳健攝影） 

　　眾里尋他千百度

　　吳健回到敦煌，繼續(xù)探尋文物攝影之路。

　　“我還是喜歡洞窟門一關，拍佛。好像我們在對話，可又難在他不會說話。”每次進洞窟都有不同感受，光影有千萬變化，彼此又似有千言萬語，可又難在石窟文物的不可移動以及空間的種種限制等等難題。

　　挑戰(zhàn)無處不在、從挑戰(zhàn)中得到的幸福也無處不在。每一刻、每一天，吳健都沉浸其中，樂在其中。

　　時間如水滑過。

　　2009年的一天，著名作家馮驥才打來電話，“我給你攬了個事，你接不接？”吳健一聽是邀請自己拍攝云岡石窟，非常激動，“說來難以置信，我在敦煌莫高窟從事文物攝影工作近30年，去過國內(nèi)外大大小小石窟十余處，卻從未到過云岡，這種愿望在心中形成了一個長久的期待。”

　　2009年6月，吳健第一次到了云岡石窟，現(xiàn)場一看“就傻了，洞窟高大陡峭，抬頭看感覺要望斷脖頸。我又驚嘆又郁悶，如此高置的佛造像，如此狹窄的空間如何拍?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能用相機拍下來就不錯了，還談什么角度?什么光影?什么鏡頭語言?太難了，太難了……”

　　三天時間里，吳健一直盯著看，腦子里翻江倒海地思索?；氐蕉鼗秃?，又夜以繼日用了近30天時間查閱各種資料，仔細研究以往云岡石窟的拍攝畫面，融合自己對佛教美術的理解，漸漸地，云岡石窟攝影方案成型、成熟……7月底，他帶著三個20多歲年輕人再次到達云岡石窟，全面展開拍攝工作。

　　那是一段怎樣的日子呢？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每晚等游客離去后，他們走進洞窟。打開燈光，飛蛾瞬間撲面而來；爬上腳手架，千百年前的灰塵也撲面而來；無數(shù)次爬上爬下，手指、腳趾、膝關節(jié)酸痛不已，一旦坐下休息，再很難自己站起來……每天，聽到樹上的麻雀嘰嘰喳喳，噢！天亮了，這一天的拍攝工作告一段落，收工回到賓館，倒數(shù)據(jù)、記筆記，“每天拍得咋樣心里得有數(shù)。”

　　在一個月的拍攝時間里，吳健認識到，云岡石窟的攝影，不僅是追求和解決一個高度、一個角度，還需要力求表現(xiàn)一種意境、一種氛圍、一種內(nèi)涵、一種韻味。“攝影藝術就是去尋找美、發(fā)現(xiàn)美、塑造美，攝影家的觀察力尤為重要。”

　　8月30日，當吳健完成拍攝任務離開云岡石窟時，專門又去石窟與一尊尊佛像話別。

　　這一個月，太艱難、太難忘。也許有的讀者看到吳健拍的云岡石窟攝影作品時，會提出一些異議，比如這個角度再遠一點，再高一些，再偏一點，再正一點，或再……“我完全理解這種想法，但往往為了拍好甚至是拍到一尊佛像，常常在人10多米的高處上演雜技，一只腳站在鐵架上，另一只腳及半個身子懸空……一句話，盡力了，一切都達到了極限:角度、景別、高度、鏡頭與我。”

　　一句盡力了，蘊含了無數(shù)的夜以繼日、風餐露宿、疾病傷痛……

　　從古都長安大雁塔下，到西域帕米爾高原，玄奘之路、莫賀延磧、冰山雪峰，兩次橫穿古絲綢之路，完成國內(nèi)外40多處石窟的全面拍攝任務……吳健一次次創(chuàng)新突破，只為超越自己。

　　2015年，第15屆中國平遙國際攝影大展頒獎，吳健憑借作品《絲路印記》摘得最受關注的“優(yōu)秀攝影師大獎”，這是甘肅攝影家首次獲此殊榮。頒獎語贊道：作者利用光與影的變幻，用豐富的視角，再次喚起了我們對這條古老道路的敬意。

　　2018年，吳健攝影作品《西風東漸·佛影重現(xiàn)》(組照)榮獲第十二屆中國攝影金像獎，成為甘肅省攝影領域獲此殊榮第一人。評委對他的評語是：“執(zhí)著攝影38年，作品體現(xiàn)了科學與藝術、歷史與人文的精妙融合。不僅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精確完備的文物圖譜，也為敦煌藝術的傳播發(fā)揚貢獻了一份極其珍貴的視覺樣本。”

　　文物攝影究竟是什么呢？數(shù)十年的苦苦追尋，吳健悟出，文物攝影不僅是記錄，更是用靈魂再創(chuàng)作。從藝術角度講，它沒有標準，永無止境。

　　為了永無止境的藝術追求，吳健永遠在路上。

　　曾遙看交河故城，大地、遠山、河流，或深黑或深藍，唯有故城所在處絢麗明亮，穿透歷史煙云直擊視覺，用什么來形容呢？靜謐？震撼？任何文字都不足以表達，為它摁下快門吧。

　　曾站在崤函古道前，這段絲綢之路上唯一的道路遺產(chǎn)，不過是一段150米長的遺跡，但你看那清晰可見的條條車轍、鋼釬鑿痕還有馬蹄印記，可曾觸摸到雖經(jīng)風雨剝蝕卻依然跳動的歷史脈搏？為它摁下快門吧。

　　曾站在龍門石窟前，盧舍那大佛滿是歲月印痕、斷臂處巖石嶙峋，可那如月彎眉、低垂雙目、微揚嘴角，又分明洞察世人的千瘡百孔。為它摁下快門吧。

　　……

　　時光若再回到從前，吳健想告訴當年曾經(jīng)困惑的自己，文物攝影，大有作為。

　　玉門關遺址。（吳健攝影）

　　東風夜放花千樹

　　如今，人們都知道數(shù)字敦煌，從“敦煌女兒”樊錦詩當年極富遠見地提出這一設想，至今日漸成規(guī)模，走過了長長一段路。

　　這段路，吳健從頭參與。

　　這段路，也是吳健竭盡心力將科學與藝術融合的長長旅途。

　　“這個事情非常有價值。但圖像咋來？它可不是一張照片啊。整壁的照片怎么采集？怎么保存？”

　　自1999年4月啟動，從莫高窟196窟西壁的《勞度叉斗圣變》開始，從膠片拍攝到數(shù)碼采集，從75DPI到150DPI再到300DPI，隨著分辨率的提高，工作量幾何倍地增長，但吳健和他的同伴們，從來沒有退縮過。

　　“從75到150再到300，我們對敦煌的奉獻與熱愛全在里面。”在工作中，他們總是自己給自己不斷找難題，“采集到的圖片拼完后，發(fā)現(xiàn)有的地方清楚，有的地方不清楚。我們知道，成像是靠鏡頭聚焦的，因此邊緣部分沒有四周清晰。所以我們提出50%的重合率，這才經(jīng)得住推敲，但工作量再次成倍增長。”

　　“沒有人要求我們這么做，也沒有人要求我們一年拍多少個洞窟?？晌奈锩刻於荚诶先?，我們不能等??！”吳健和同伴們的步伐越來越快，“我們不僅要把敦煌的事情做好，也有責任幫各地留住人類的文化遺產(chǎn)。”

　　從發(fā)展期到成熟期，再到創(chuàng)新期。技術標準不斷提高、專業(yè)人才不斷成長。截至2020年初，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部部長吳健帶領團隊已完成敦煌石窟壁畫采集精度為300DPI的洞窟共230個，拼接處理完成共149個洞窟，完成140個洞窟的全景漫游節(jié)目制作；完成等莫高窟7處大遺址的三維重建；完成莫高窟44身彩塑、1座木構窟檐的三維重建；完成113個洞窟空間結構三維激光掃描；完成41020萬張歷史檔案底片的數(shù)字化掃描工作；完成7省市14處文博單位數(shù)字化技術支撐和項目實施……

　　《文物數(shù)字化保護標準體系及關鍵標準研究與示范》《石窟寺壁畫數(shù)字化采集標準》等6項標準、《絲綢之路中國段文化遺產(chǎn)數(shù)字展示與交流平臺建設》《絲路文物數(shù)字復原關鍵技術研發(fā)》……一個個重大項目或已結項或正進行，2021年年初，《多元異構的敦煌石窟數(shù)字化保護關鍵技術研發(fā)與應用推廣》榮獲甘肅省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如此專業(yè)的術語背后，是一個個文化遺產(chǎn)的“重生”，是那些脆弱的人類記憶永久保存、永續(xù)利用成為可能。在吳健看來，它們，從來不是冰冷的技術，它們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是文化。

　　“莫高窟養(yǎng)育了我。”吳健說，“我就想默默把事情做好，如果不做點事情，你說我待到這兒干啥。”

　　就是這待了幾十年的莫高窟啊，365天看它，360度拍它，怎么拍，依然拍不盡它的美。你聽那鐵馬叮咚，穿越歷史時空、直入此人此心，一幕幕、一幅幅。

　　每一次摁下快門，都是在竭盡全力定格心中的洶涌澎湃。

　　這種洶涌澎湃從起筆到積聚、從起伏到噴發(fā)、從奔流到綿延，經(jīng)過了41個春夏秋冬，可縱使百年又如何夠用？

　　這一生，這一世，只愿光影為筆，為敦煌作傳，為絲路作傳。

　　甘肅天水麥積山第133窟彩塑-唐。（吳健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