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尋根與聚焦

　　原標題:【重推】文化的尋根與聚焦

　　郝 煒

　　陽飏的新著《走過甘肅大地》，是一本歷史文化隨筆集，它的意義在于告訴我們，歷史首先是一種饋贈，而不是一部一成不變的講義，時刻以嶄新姿態(tài)完成著和時代、個體的鮮活對話。這本書從另一個角度對甘肅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整合性的解讀，沒有花架子，不跟風、不高蹈，作者的目的在于尊重本土文化資源，對甘肅大地上發(fā)生的過往鉤玄，以華夏文明生發(fā)的整體視角，進行價值的重估。

　　這本書結構嚴謹，文字清通，對于熱愛歷史文化的讀者，是一份難得的精神給養(yǎng)；對于專業(yè)研究者，能夠旁敲側擊帶出一些清晰的思路；對于熱衷在甘肅參觀旅游的朋友們，這也是一份“紙上文字地圖”，予人神游，情不自禁地對八千年浩蕩不息的文明長河，滋生出崇敬和膺服。

　　書中引人入勝的，在于文字的簡潔從容，處處節(jié)制，字字留白，于無聲處聽驚雷，帶讀者穿越時空，追懷迷人風景。作者對于書寫的內容，有這樣的判斷：“再宏闊的歷史也是由無數(shù)細節(jié)所構成的，這也是我們之所以會被某些歷史片段一次次感動的原因所在”。真實是一個書寫者獲得恩惠的必要前提，不凌空虛蹈、嘩眾取寵，作者精雕細琢的態(tài)度，使得這些歷史風物、迷人情節(jié)，充滿立體感，連綴而成人類文明財富的一部分。作者不僅寫一些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還把自己放置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生命，看待生存，懷著一種難能可貴的興亡之嘆和對本土文化的熱愛。在《西峽頌》中，作者對漢代摩崖石刻進行了綜述，鏡頭一收，引出對鐫刻其上的隸書“如風吹仙袂飄飄云中”的評價，緊接著帶出了“好日子古人今人一樣喜歡”，“仇靖寫完《西狹頌》，流水飛瀑洗手”的傳神之筆，寥寥數(shù)語，毫無造作之態(tài)，顯得極親昵、妥帖，像一個深得古人之心的朋友一樣。這種回到歷史現(xiàn)場的書寫姿態(tài)，寫出了關于人的自然拙樸、率意天真的本性。

　　最精彩處，作者猶如嫻熟運用照相機高倍聚焦技術，使一個個歷史的局部被逐一放大，讓讀者獲得清晰的感知印象，從而步態(tài)從容地進入另一洞天。如在對明長城的西部終點嘉峪關進行解析時，帶出了“戰(zhàn)爭象征什么？血象征什么？”的追思，嘉峪關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軍事屏障實體，而成為一種人文精神的高遠象征。時間刀刃上飛行的鷹，翅膀抬高天空的野鴿、鳴壁之上好像竊竊私語的秋雁，凡此種種，都成為一種人化的自然，浸透了作者的情思和體悟，讓嘉峪關成為穿越歷史迷霧的偉大勝跡，超越了符號和語言，戰(zhàn)勝了時間和空間。最后，筆鋒一轉，進行了俯瞰式的收束，作者認為“這是歷史的嘉峪關和文人紙上的嘉峪關合而為一的真實的嘉峪關”。是啊，作為實用目的筑就的嘉峪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是作為人的創(chuàng)造，被充分“文化”了的嘉峪關，它的魅力從未有過分毫消減。這種文化尋根性的反思，選擇從蝸角熒光的細節(jié)入手，寫出了歷史溫柔的一面，達到了通俗化、平民化的文本效果，更適合現(xiàn)代人的閱讀心理。

　　作者以詩人的敏銳和天真，對重大文化遺產做了個性化的美學導讀。他寫麥積山石窟，開頭就說“這座世界上最大的麥垛，一定是作為大地豐收的標志而存在”。對麥積山進行了由淺入深的類比聯(lián)想，麥垛到豐收，世界上最大的麥垛到豐收的標志，自然樸實的文本修辭，讓讀者自覺地完成和麥積山文化地位認識的無縫對接，而又不顯得僵滯。接下來有“簪花菩薩糾正一朵花為一個春天，一朵云為一場大雨”的清新脫俗之句。隨后又引申出“其實，也許只是那位工匠突然想念起家人，于是，自己孩子的音容笑貌便躍然出現(xiàn)在這尊小沙彌身上了……”這種信手拈來的靈感片段，是和作者“一個個曾經的瞬間才成了值得追憶的永恒”的寫作初心相吻合的。讀這樣的句子，難免使人回到湮遠的古代情境，細細揣摩工匠那種在作品即將面世的興奮、忐忑和能否獲得認可的欲罷不能的焦躁感，讓我們在輕松、睿智的閱讀中，自證了尼采的那句話，生命通過藝術獲得了自救。

　　讀書貴啟新知，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本書提供了極有意義的價值范式，促使讀者進行深度思考。如何對文化傳統(tǒng)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如何看待華夏文明的生成和走向？作為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的核心區(qū)，甘肅從古至今，從未停下探索和發(fā)現(xiàn)的腳步。

　　書中大量的描寫，在神話傳說，街談巷議，百家縱橫，史事考據(jù)中，引出了眾多地域文化的線索，猶如漫天星斗，從不同方面壯大和修飾著華夏文明，是文化中的原型密碼，對于這些連綴因子的書寫，促使讀者更好地理解文化源流之間的關系，進行文明的思辨和互證。

　　葉舒憲在《西部觀念——中原人的建構》中提出，西部是華夏民族和文化的雙重根脈所在，自古以來，形成了向西游歷，尋根問祖式的追敘活動。這體現(xiàn)在中原王朝對周邊族群的融合認知中，一次次重復著對于西部的想象和建構，最終，經過時間的力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西部觀念。否定了寫在紙上的都是純粹天然的歷史論，既然耳聞目睹的有可能都是一種古人的再造和想象，那么，為什么今天的人不能以更從容的姿態(tài)和飛揚的想象進入歷史的長廊？

　　尋找失落的文化記憶，需要行走體驗，對散落大地的實物和遺址進行文化關照。一個民族也是從漫長的行走中，刀耕火種、披瀝肝膽，方可浴火重生、走向輝煌。仿佛也只有身臨其境，才如葛兆光所說，找到了“活著的中國”，發(fā)現(xiàn)了“藏著的歷史”。我們應當作歷史的親人。

　　走過甘肅大地，就走過了一個民族瑰麗歷史的行蹤，獲取了一種文明肇始的不竭動力，如何捕捉和定位，對于提高甘肅華夏文明傳承創(chuàng)新區(qū)的辨識度和影響力，進一步形成文化凝聚力，都是大有裨益的。

　　（《走過甘肅大地》，陽飏著，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